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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的面孔 并不在乎所谓排名

童年的不安分基因

     首富这个宝座,王健林并不是第一次收入囊中。2013年9月,他曾以1350亿元身家超越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首次成为中国内地首富,也成为胡润百富榜开创以来的第十位新首富。他赚钱的速度被形容为“每10分钟可以买一辆奔驰车,每小时可以买一栋400万元的房子,每天近亿元入袋”。而彼时,距离他1988年踏入商海仅仅过去25年,他本人也不过59岁。

     王健林1954年出生于四川,父亲王全义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4岁那年,王健林随父母来到四川省西北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金县(今金川县)。有媒体在走访了王健林几位童年小伙伴之后得出结论——父亲的威望给年幼的王健林带来了同龄人的拥戴,很多小孩都希望通过王健林认识他爸爸,他也爱组织娃娃们一起玩耍。“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王健林的童年玩伴陈志阶面对媒体的追问这样回忆。这句话后来被解读为王健林“不喜欢墨守成规”。

     16岁那年,王健林初中毕业选择参军,成为一名边防战士。1978年,他被推荐到大连陆军学院学习。 2015年3月6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远离大连市中心的金州区龙王庙附近,发现大连陆军学院已于10年前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沈阳军区的一处训练基地。基地负责宣传的一名女军官告诉记者:“由于时间太过久远,王健林上学时的痕迹已经无处可寻了。就连当时和他接触较多的战友们,也全都离开了学院。”不过,在基地内的大连陆军学院院史馆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找到一处名为“四化建设栋梁”的宣传栏,上面张贴着学院杰出校友的照片,王健林的就在左上角最醒目的位置。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曾在陆军学院负责侦查与反侦察课程的张昌军老师。他说:“那会儿,基层军官要学的内容很多,包括海陆空各军种,以及炮兵、工兵、防化兵、装甲兵等各兵种的知识。”正是在课堂上,张昌军对王健林有了最初的印象:很认真,永远都拿个小本记笔记,也很主动,课堂上有不明白的地方随时会站起来提问。

     在军校,王健林延续着童年的叛逆。在一次考试中,他明知标准答案,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给出完全相反的说法。“他给出了自己作答的理由,甚至比标准答案上的分析还要充分,却只得到了及格。”王健林在陆军学院的一位战友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事后,判卷老师专门找到王健林,说这样评分自己其实很遗憾。

     在陆军学院学习一年后,王健林从120人中脱颖而出,成为3名留校工作的优秀毕业生之一。1986年,王健林调任陆军学院管理处副处长。此前一年,邓小平提出大裁军,而军队外面,改革开放正逐步深入,王健林决定脱下军装去社会上闯荡。“那个时候,部队干部的待遇比地方上好。王健林如果留在部队,发展很有前途。所以,很多人对他的选择都不理解。”张昌军猜测王健林转业是考虑到家庭:“他当时已经结婚,爱人在大连工作,陆军学院离市区比较远。一些家在大连的干部可能都愿意转业到地方,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从部队出来后,王健林进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任办公室主任,两年后接盘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这,就是万达的前身。

     王健林突破成规的冲动,在万达集团的建立及扩张之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89年,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旧城改造项目启动。3家国有企业测算了两个多月,算出来的结果是,要想赚钱,必须卖到每平方米1200元,而当时大连市最好地段的房价不过每平方米1100元。明摆着赔钱的买卖,没人愿意接手。但王健林琢磨着,为什么不能卖到1500元呢?

     王健林和他的团队反复讨论,最后决定采用4个创新——改没窗户的暗厅为有窗户的明厅、改木头窗为铝合金窗、安装防盗门、卫生间入户。王健林曾回忆说,这些现在看起来很“小儿科”的创新,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政府规定,只有局级以上干部住房才能配洗手间。为此,我还遭到了大连市纪委的审查,要我提供购房者名单。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思潮大势所趋,这个事才不了了之。”

     此次在大连采访期间,一位该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当时大概有一半的房子是回迁房,另一半当商品房出售,“前者户型不如后者,阳台小一些”。另一位居民则说:“这个小区和原来的棚户区比,条件好多了。王健林在这件事上做得挺好,名声不错。”

     第一单买卖,王健林就赚到了名声,还有近千万元收益,万达也由此成为全国首家搞旧城改造的公司。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称“发展才是硬道理”,几个月后,中共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同年,万达完成股份制改造,成立集团公司。

     那一年,万达集团年销售额已达20亿,占大连房地产市场份额的1/4。“20亿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连续两三年就在这个档上,上不去。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讲,要到外面去。”王健林的“外面”一指数千里,在那个北方人不敢轻易涉足广东的年代,万达到广东成立公司,借指标做项目。在他看来,尽管那次开发没赚多少钱,但“这个项目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走出去的勇气”。继旧城改造之后,万达找到了第二个创新发展模式:跨区域。

模式为先 文化为继

     王健林说,万达一路走到今天,创新的过程概括起来无非四步。走完前面那两步,第三步就是创模式。

     2000年,万达跻身全国房地产百强企业,总资产近百亿元。那年,万达的一名创业元老病重,要靠一种昂贵针剂维持生命,每支2000多元。当时,民营企业的职工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王健林100万元医药费花出去,为这名元老延续了1年多生命。一个人就花了这么多,以后怎么办?

     “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想得这么伟大,要做全球领先企业什么的。那时候就简单地想,我要为兄弟们做一点保障……我当时就提出,万达集团要追求长期、稳定的现金流。”10年后,王健林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陈述自己当年的心迹。

     于是,大家凑在一起开会,争论了整整三天三夜。在万达的发展史上,这次大会被称作“遵义会议”。会上,王健林力推“做大型的商业物业,招世界500强和一流的国内企业做租户”。有的老员工想不明白:“我们本身做住宅做得很好,很赚钱,品牌做得也不错。在这个时候搞什么商业地产呢?”更多人则持怀疑态度,“一下子做商业地产,谁来设计?不懂建造,也不懂招商,那意味着我们过去的生产流程全部要再造。”可王健林说:“盖收租物业的房子我们会吧,起码一半的功夫会了,至于商业物业招商或者设计,咱们慢慢再学。”

     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到实处,王健林遭遇到不小的麻烦。“万达的第一个商业地产项目选址长春。王健林的想法很简单:地下做停车场,一楼办成精品店,隔成许多小铺面卖给业主,二楼引进沃尔玛,三楼搞了个红星美凯龙。”曾在万达管理层任职的吕丹(化名)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没有考虑到要帮助业主招商引资,2003年正式营业时,上百个商铺有一半是空的,租到商铺的商家生意也不好。业主、商家与万达产生纠纷,甚至闹到法院。”

     面对这次转型遇到的困难,万达许多高管动摇了,可吕丹记得,王健林很坚持:“过去的人没干好肯定是他们没有总结经验,没有找到其中的规律。我相信商业地产的路子没错,万达就是要做先锋。”他总结教训,决定组建专门部门为业主招商。

     那之后,万达找准了商业地产的门路,正式走上扩张快车道。2004年,万达成立规划院,开始操作订单商业地产,拿着自己的商业设计找商家谈判;2005年,王健林又将商业中心、五星酒店、写字楼等打包,开发出“城市综合体”的新概念……事后,有人问王健林,为什么万达能以优惠价格拿到好地段,而别人不行?王健林回答:“我们有核心竞争优势,就有了议价权。”

     但王健林的“野心”显然不止于做中国最大的“房东”。吕丹说:“如今,万达的商业地产已经基本不用王健林操心。团队拿来新的选址方案,他看过后只要签字就可以。他开始把心思花在新的业务上。”

     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也见过挺多中国商人,王健林的思维非常清晰。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另外几位万达的老员工也不约而同地提到,王健林“自我学习的能力特别强”。这一点,从他近几年不断跨行业发展,不断开拓陌生领域就能看出——

     2006年,涉足电影院线,当年实现盈利,不到10年,就拥有了百余家影院,千余块银幕;

     2010年,与美国弗兰克公司合作成立演艺公司,打造顶级的中国文化秀。4年后,汉秀剧场在武汉中心文化区全球首演;

     2013年,砸下500亿在青岛建立“东方影都”,并与奥斯卡金像奖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及全球四大艺人经纪公司签署协议,从2016年起,每年在青岛举办国际电影节,计划用3至5年将其“打造成世界排名前列的国际电影节,改变中国没有电影文化世界品牌的局面”……

     接二连三的文化领域大手笔投资,在打响万达品牌的同时,也让一些公司管理层心生疑惑:“这能赚到钱吗?”王健林看问题的角度却大不相同:“所有的行业都是有天花板的,文化产业却没有。只要你做得好,它的盈利空间是无限的,而且它还有巨大的品牌效益和穿透力。”

     2013年,王健林首次登上富豪榜榜首后,并没有停留太长时间。不到一年,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其董事局主席马云以1500亿元身家超车,一跃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

     互联网概念成了商界的宠儿,但王健林坚定地认为以万达为代表的“传统店铺经营”无可取代。他也开始涉足电商平台,尽管他自己还不太会用这些——2014年8月,万达与腾讯、百度成立电商公司,被业界戏称为“腾百万”。为了拥有自己的支付平台,万达同时与快钱进行收购谈判。王健林的想法很明确:2014年,万达广场有4000多万会员,2015年目标是1亿,此外还有十几万家商户,资源如此分散,万达无法掌控,但通过支付环节可以将它们连在一起。

     大手笔收购,是王健林借资本之力实现万达版图扩张的又一尝试。

     国际上,2012年,万达以31亿美元资金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AMC,一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在国内,2014年,收购了12家旅行社,总规模达75亿,他的计划是在3年内靠并购做到全国最大……据说,王健林的投资逻辑非常直接:“我买什么能成为全球第一?”

     2014年12月,万达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23日,圣诞前夕,万达商业地产在港交所“敲钟”。按此前胡润的测算,若万达商业股价上涨30%,王健林的财富将再次超过马云,重新成为内地首富。人们以为此事指日可待,但市场的反应并非如此。上市当天,万达商业以发行价48港元(1港元约合0.8元人民币)开盘,收报46.75港元,下跌2.6%。王健林与首富宝座擦肩而过。

     真正助王健林重夺宝座的,是2015年1月22日万达院线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成为中国院线第一股,并在开盘后以43.98%的涨幅封在涨停板。作为最大股东,王健林的财富出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阿里巴巴第四季度财报令人失望,股价大跌。涨跌之间,王健林与马云的财富排位调了个儿。

     2013年,王健林在录制一档财经节目时曾表示,自己并不在乎所谓的排名。“小平先生有一句名言,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是要有稳定的资产、长期的现金流和比较好的商业模式。为了排名而去排名,那就完蛋了。再说,假如你做到了3000亿,他不排你,那是他掉价了。”在他第二次当上内地首富后,回头再看这样一番表白,体味更深。

管理者的面孔 唯他能掌控全盘

     随着财富的增长,王健林在媒体上的曝光度越来越高。在媒体的描述中,但凡他出现在公开场合,身后总会跟着一群“黑西装”:全体男性、着装整齐、不苟言笑,与王健林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几乎每一篇有关王健林的文章都会谈到,他的一言一行都给万达打上了明显的“王氏烙印”。万达企业文化中心的一位员工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你不会从我们嘴里听到不同的声音,万达只能有一种声音,那就是老板的声音。”

     这一点,记者在采访中深有体会,万达员工无论级别高低,与媒体打交道时谨慎的心态、滴水不漏的措辞、尊崇上级意志的风格,与官员系统非常相似。而且,万达的中层以上鲜有女性面孔。

     王健林曾用6个字概括万达的企业文化:军队、学校、企业——万达首先是一支部队,然后才是一家公司。他很坦然地承认,万达现在的作风,与自己的从军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离开部队近30年后,王健林仍保留着军人的作息习惯:每年只给自己一周休假时间,而且不是连休;平日里,只要不出差,他总会比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早半小时到达办公室。一位万达内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很守时,开会和活动都是准时出现,也不喜欢别人迟到。”

     每周六早上,集团相关部门都要开会对项目施工图进行讨论,王健林一定亲自参加。 他会戴着金边眼镜坐在桌边,用尺子细细量着图纸,相关部门的高管围站在一旁。不满意时,他端起茶杯,皱起眉头,甚至重新画一遍。2014年10月25日,当他按惯例开完会正准备离开,一位高管走上前来,递上一束花。原来,此前一天正是王健林的60岁生日,而他自己似乎忘了。

     王健林对自己的另一个要求是,每天上班必须佩带胸牌,虽然整个万达没有人不认识他。他说:“这是制度。我在公司里有一句话,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首先做到。这是军队传下来的传统。”

     在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到集团的半军事化管理时,一位万达员工提炼了3个关键词:正装、打卡、制度。

     “每天,大多数万达职工都会比规定上班时间早那么一点来到单位,因为这时候还能穿自己的衣服,八点半以后再出现在公司,就必须是严格的正装了。”曾经,一名集团中层“放松警惕”,领带没系紧,却偏偏在电梯里碰上了王健林。还没等他开口,这位中层已经语无伦次地解释起来:“我脖子太胖,领带都系不上了……”王健林在公司不怒而威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与别的公司不同,万达不仅早晚打卡,中午也要打卡。按照公司规定,一旦迟到次数超过5次就要辞退。

     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万达各项制度的汇编一度多达好几本书、近200万字。几度精简,现在到80万字了。

     在员工总结的这些关键词之外,王健林还有一套创新的管理模式,即“模块化管理”。他曾这样解释这套管理系统及自己的初衷:在专业软件的支撑下,将一个项目分解成300多个步骤,以及3个级别的关注节点。总裁、副总裁关注一级的80多个节点,下一层级负责人关注二级的100多个节点,直至地方分公司和基层,这样能保证各个层级的人各司其职。“建造、招商、软件、设计,每个人哪一月、哪一周、哪一天要干什么事,都会非常细致地编进去。”

     赏罚也是分明的。某个员工的工作如果一周没完成,系统会“亮黄灯”以示警告,连续第二周也没完成,就会“亮红灯”。一旦亮红灯,根据一、二、三级不同级别的不同节点,会有不同的惩罚。2012年,昆明项目亮了红灯,相关总经理便被开除。

     一系列严苛的制度及高科技系统,让王健林的个人意志能传递到每一位员工,这保证了万达强大的执行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节奏。2012年,曾在谷歌、阿里巴巴担任高管的龚义涛被王健林以200万元年薪招至麾下,担任万达电商首任CEO。可没过多久,他就选择了离开。据他描述,根本原因在于对万达军营式文化的不适应:在万达,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领导批准才能做。“我刚进万达的时候,开了好几次会议之后,才有人好意提醒我:‘领导不问,你不要发言。’”

军营式的企业文化

     “在执行力方面,王健林的管理是军队化的。完不成任务就必须按集团的制度拿下,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具体到员工待遇上,王健林又崇尚家庭式的关怀。”万达前高管吕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样感慨。

     万艳(化名)是从武汉汉秀开业那天起加入这个团队的。谈到万达的员工待遇,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万达的食堂都很好,好吃,也放心,不用再考虑工作餐怎么解决的问题。”这一点,环球人物杂志另两路记者在北京、大连采访时,都得到了印证。

     由于王健林的军人背景,大家在谈起对食堂的满意程度时,常用“半个指导员标准”这一说法。据一位万达内部人士透露,万达食堂的蔬菜来自集团位于延庆的有机农场,每天凌晨3点左右,农场员工就起床采摘,大约5点开始配送,7点前送到万达集团总部。“这几天食堂正举办美食节,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职工食堂里有一个单间摆放着一张大圆桌,是王健林和集团高管吃饭的地方。他是工作狂,每天早早到达公司后,总会一个人坐在大圆桌边解决早餐:稀饭、馒头、咸菜,通常10分钟搞定。

     办公区的空气质量也是王健林关注的事情。2012年,面对日益频繁的雾霾天气,他斥资近400万元对办公楼的空调系统进行了改造,使90%以上的PM2.5污染物被去除。在PM2.5爆表的时候,万达员工仍然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考虑到基层员工工资不高,王健林设置了岗位工资,按照每一年万达工龄折算为100元月薪的标准发放。如今,万达的一些老员工已经工作了近20年,每个月仅岗位工资就有2000元左右。对于普通职工,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员工家中如果有长辈去世,集团也会单给一笔抚恤金。

     王健林爱读书,常自己动手写演讲稿,从不用秘书代笔。从2003年开始,他会在每年初的工作报告中,给员工们推荐一本书。从《情商》到《论语》,他希望员工能通过读书做到自知,学会与人相处,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些书,上至高管,下至基层员工都要读,读完还要写心得,开读书会。在读书会上获奖的员工,会得到U盘、书籍等奖励。对于万达的文化氛围,王健林有自己的理解:“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精神追求,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是经营文化。”

     从沈万三到胡雪岩,中国商界有“红顶商人”的传统,商界领袖总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生意人都要与政策环境打交道,在这方面,王健林是个聪明人。2012年9月8日,王健林曾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上承认,在中国处理政商关系有时候比在哈佛大学读博士还要难,而他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熟悉王健林的人都知道,他每天都要拿出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向。“他对很多宏观政策的把握非常到位。”一位采访过王健林的中央媒体记者评价道。这种把握还包括了对党建工作的重视。

     万达集团当年的总部位于大连市闹市区解放街9号。如今,这座大厦在周围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有些陈旧。随着万达总部迁往北京,目前这座28层大楼的大部分楼层都已出租,只保留了顶层的万达地产大连项目办公区,以及13层的党建基地,每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在党建基地,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到,王健林的大幅照片和他的一段感悟放在最引人注目的位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更没有万达的今天。”狭窄悠长的走廊上挂满了照片,其中包括王健林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此外,党群工作部、党员活动室、集体荣誉室等也是一应俱全。将两年前市价就已近4000万元的整层楼用作展示党建工作成绩,王健林对党建工作的重视不言而喻。

     由于万达的党建搞得好,经常有很多政府机关的党政工作人员不远千里前来参观。在“万达党建在线”网站上,最新一项接待记录是去年7月中组部组织二局三处的来访参观。

     除此之外,万达还投资7亿元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设立了占地面积200亩的万达学院,可同时容纳3000名学员学习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读等方面。“这种手笔全国没有第二家。”一位已离职的大连总部员工表示,这个基地直接体现了王健林及万达集团与政府搞好关系的用意,“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

     然而“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远不只“紧紧跟随”这么简单,用一位中央媒体资深人士的话说,王健林还有“一种微妙的时机感”。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王健林的“10亿解千愁”。

     2010年11月,王健林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10亿元,用于南京大报恩寺重建项目。大报恩寺是南京最负盛名的佛教寺庙之一,也是南京人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遗迹,毁于太平天国时期。从2001年开始,南京推出了重建大报恩寺的招商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2010年6月,在大报恩寺遗址中发现的阿育王塔“金棺银椁”被打开,世界上现存唯一的佛顶骨舍利重现人间,轰动一时。南京上上下下重建大报恩寺的情结达到顶峰。

     在这个时候,王健林捐资10亿,把困扰南京近10年的重建大报恩寺难题解决了。此举为万达在政府和市民心中赢得了相当强烈的好感。该人士透露,“当时有南京官员说王健林是‘10亿解千愁’”。

     此前,南京已有两座万达广场,分别位于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和重点开发的河西建邺区。捐款后,王健林表示,要在江宁区和六合区各建一个万达城市综合体,实现万达在南京的大举扩张。2013年底,江宁万达广场开业,当地官方媒体盛赞其“将促进区域商务的巨大升级与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

     “政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企业家在其中有的迷路,有的做局。外人很难评判王健林的政商哲学,只能说从效果上看,直到目前万达都在受益于此。”该媒体人士说。

文艺青年的面孔 写诗唱歌样样拿手

“枪手写不了我的思想和感受”

     在许多人眼中,王健林不苟言笑,很少有人想到,他也曾是一个文艺青年。

     1979年,在大连陆军学院留校任参谋后,王健林很快表现出自己的“文艺范儿”,不仅常写文章,还写诗。他的一名老战友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王健林业余时间非常喜欢看书,人物传记、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著作都看,还早早看完了《资本论》。学院办有黑板报,每周一期,王健林经常在黑板报上写诗,有朦胧诗,也有古体格律诗。此外,他还经常在军区办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甚至还有文章发到了《大连日报》《解放军报》上。“学员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里,大概有80%是王健林写的,他所在的学员二队是新闻报道先进学员队。说这个称号是他给挣回来的,一点不夸张。”

     因为文笔好,王健林被调到学院宣传处当干事,负责学院党政专修班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他联系了坐落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大学,请老师定期来讲课。在这个过程中,王健林走出相对封闭的部队,与地方和社会上的人士打交道,开始转型为市场化人才。

     此外,王健林爱好收藏,祖辈和父辈都在诗书方面有所浸润,1992年他就敢于押上全部身家、花800多万买下傅抱石的一幅画。他也曾开玩笑说,“下海”很大动因是为了有钱搞收藏。

     目前为止,王健林唯一的“自传”是一本演讲集。他曾公开表示:“枪手写不了我的思想和我的感受。”他要自己写。“老实说我自己文笔也是很优秀的,写文章能被我看上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一直不主张别人来给我写。”目前,他的计划是2020年从一线退下来,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好写一本自传,“给年轻人一点启示”。

     诗除了写作,王健林还非常喜爱唱歌。2013年,他的歌艺曾让采访他的美国《财富》杂志记者惠特福德大吃一惊。

     一天晚上,惠特福德来到王健林妻子林宁经营的会所,王健林已在房间中等待他们。“卡拉OK厅里的设施极为现代,绚丽的灯光,巨型的舞池,还有宽大的真皮沙发。但气氛仍停留在王健林最熟悉的八十年代的歌厅时代。”当晚,王健林的表演出乎了惠特福德的意料。“没想到这位(近)60岁的房地产大亨还是一流的男高音,他演唱了极耗体力的压轴曲目:藏族和蒙古族民歌。” 多位万达员工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每年万达的年会,王健林都会唱几首歌。只不过以前内部视频没有传出来,今年流传到网上后才引起围观。“王健林唱歌的风格并不固定,激昂的、高亢的他能唱,柔情的也能唱。”

真球迷打造“梦之队”

     1994年,万达入主大连队,王健林成了中国足球圈子里常被提起的名字。

     一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万达俱乐部工作的老员工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王健林投身足球是兴趣使然,他和现在英格兰切尔西队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有些相似,都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足球。当时,万达集团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投资中国足球也不赚钱。做了一年后,王健林没想到会有这么高的投入,多少也有些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坚持做下去了。”

     在当地一名体育记者于东(化名)看来,王健林是“真球迷”。“他看球员的眼光挺准的,郝海东就是个例子。”作为跟队记者,于东经常遇到随队征战的王健林,“训练的时候也经常看到他。”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上述老员工的证实:“王健林几乎没有落下过一场万达队参加的比赛,哪怕是客场,他也会在比赛前一天晚上赶到。”

     王健林给大连足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王健林在上半场比分落后时带着一箱子钱进了休息室,告诉球员下半场赢回来就可以分钱。对此,一位大连队的老球员笑着对记者说:“我是真的没见过现场分钱,但是他的确给了很大的物质奖励。1994年,我们第一场比赛去客场踢延边队,王健林到机场送行,开出了16万元的赢球奖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到了1996年,王健林又提出,一场比赛多进一个球,全队奖金就加10万元。”

     “王健林是个性情中人,这个性格特点也延续到了足球中。”这位老球员说。王健林在比赛之前,常会给球队作动员,他说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激发球员斗志。“输了球王健林也会不愉快,但是他很注意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球员,很少当着球员的面表现出不快。而大连队受到不公正的判罚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爱之深,则管之严。在大连万达队,王健林延续了严格管理与个体关怀并重的风格。他经常去球员基地观看比赛训练,但从来不在基地吃饭,也严禁球队管理层在基地吃饭。“在他看来,球队管理层绝对不允许对球队有一点干扰。后来,徐明接手球队之后,足球就成了他的炫耀资本,基地里迎来送往的事情常有,但惟独不怎么见徐明来球队看看。”上述老员工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球员方面,王健林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球员有严格的外出归队时间,还严禁酗酒。1996年有4个球员违反球队规定,其中还有所谓的‘大牌球员’,王健林原本打算开除这4个球员。最后经劝说让他们留队了,但每人罚款6万元。当时是很高的罚金了。只要球员上进,他会对球员很照顾,既解决房子,又关心伤病,所以大家比赛时都很拼命。”

     1999年,因为球队受到了裁判不公正的待遇,同时也因为中国足球圈里的黑幕过多,王健林突然宣布万达退出足球圈。“这是他的气话,大连队当时的确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王健林退出大连队的真正原因,我觉得还是当时的市长薄熙来希望由徐明来接手。”球队老员工说。据媒体报道,王健林退出大连足球队时,是“流着眼泪走出大连市某领导办公室”的。在退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健林一直闭口不谈大连足球队。

     在阔别足球16年后,2015年1月21日,王健林宣布万达集团投资4500万欧元(1欧元约合6.8元人民币)购买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球队马德里竞技20%的股权。

     王健林说:“足球是烧钱的游戏,全世界足球哪有赚钱的。我不会回中超,但是我会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尝试一条新的道路。”他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中国少年甚至更小的球童的培养上,将这群孩子送到海外去接受训练,耐心等待他们成长。

父亲的面孔 不愿当“国民公公”

“首富家的熊孩子”

     2011年4月,因在微博上炮轰俏江南董事长张兰,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一年,他刚从海外游学归来,在微博上给自己贴了“年少轻狂、口无遮拦”的标签,因此树敌不少,被称为“首富家的熊孩子”。

     这个“熊孩子”的新鲜事还真不少:2013年王健林首次成为中国首富后,他微博转发了这条新闻并评论了一个字“哦”,引发网友热议;2014年6月27日,他发微博称,在京东上买了个电脑桌迟迟没收到,引发网友“神回复”,简单的网购吐槽变成全民娱乐的网络事件;2014年底,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上映后,他炮轰其为“烂片”,迅速演变成一场与片方的骂战……

     值得玩味的是,公众对王思聪并未表现出对一般“富二代”的厌恶和仇恨,反而是一种“好奇的注视与友好的调侃”。目前,王思聪微博粉丝数为1092.7万,是货真价实的大V,成千上万的粉丝在评论中喊他“老公”,于是他被称为“国民老公”。

     在王思聪口中,自己是“父母创业的牺牲品”。1988年1月3日,王思聪出生在大连。彼时,他的父亲王健林在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母亲林宁则在西岗区体委工作。林宁同样出自军人家庭,家境不错,现任林氏投资公司董事长,其父亲曾是大连一家保险公司的领导。王思聪出生后,王健林夫妇忙于生意,很早便把儿子送到国外。他先是在新加坡读小学,接着在英国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

     对于这个儿子,王健林曾用“怕了他”来形容,“在外不管你是多大的老总,回家他该不理你还是不理你”。王思聪则回应:“我的父亲对我确实特别宽容,除去‘老来得子’,这中间难免有些内疚之情。”

     现在,王健林一家三口每年大概能吃上三次团圆饭。每个月,王思聪能见到父亲一次,其他时候都各忙各的,有数不清的出差和公务。但王思聪接受采访时谈及父亲的口吻是极其尊重的:“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随和、谦让、包容、刻苦、勤奋、努力。他一直是个特别勤奋的人,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出现在办公室。他比我简朴,在北京这些年还住在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里,他也不花心、完全不好色。除了企业家身份之外没有其他的身份……所以我从小独立,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外,另一方面是因为有父亲做对比。”

     儿子的年少轻狂与父亲的沉稳低调形成了鲜明对比。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期间,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表示,王健林很少谈及家事。“王思聪很早就被送到国外,思想比较活跃。王健林身上传统文化的色彩浓重,他成长的年代和军旅生涯,让他对毛泽东思想和强调纪律的文化很认同。这些因素使父子俩差异很明显。”吕丹说。

     近日,王健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王思聪“国民老公”这一称号的看法时,直言“不喜欢这个说法”。当然,还没有哪个记者问他是否知道自己也被称作“国民公公”了。此前,“俏江南骂战”后,王健林也曾批评过儿子“我的朋友你别骂”,后来又补了一句“实在要骂就别指名道姓了”。在央视《你从哪里来》节目中,王健林评价独子王思聪:“他不会看眼色说话,在海外长大,怎么想就怎么说。” “他回来三年了,还时间短,可能等到回来到五年八年的时候,就真正中国化了。”

     说到儿子的成绩,王健林像一个普通父亲一样流露出满足与欣赏的神情。“去年,他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60%。蛮高。他比较聪明,我允许他失败两次,第三次再失败,就老老实实回万达上班。”王思聪管理的基金公司普思资本,仅投资乐逗游戏就实现了500万美元的收益。目前,王思聪和万达的关系仅仅包括:他是万达集团的董事,拥有万达院线1%的股份,而王健林则持有万达院线约67%的股份。

     对于王思聪,万达员工也知之甚少。“没有见过这位‘公子’,万达内部对他也很好奇。”万达集团的一位中高层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他们对王思聪的好奇不亚于任何一个外面的粉丝。有熟悉万达业务的知情人对记者表示:“王思聪是既懂互联网又懂资本运作的跨界型人才,恰好这两点都是下一步致力发展电商的万达所需要的。”

     对接班人的问题,王健林始终没有明确表态。或许在他眼中,万达和王思聪像自己的两个“儿子”。他对待他们,一个严格,一个宽容;一个付出了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一个却未能陪伴左右,错过了他成长的大部分时光。因此,这位父亲也并不要求两个“儿子”相互捆绑,“接班我不是一定要传给他,钱我留给他也足够了,如果他出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如果不能担当,也不介意把万达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

     每个人都有很多张面孔,通常而言,面对亲情的这张面孔会比别的面孔多一些真实。正如儿子王思聪是个不太让大众讨厌的“富二代”,父亲王健林也没怎么出现在人们仇富的情绪里。这或许与他严肃的军人气质有关,也或许与万达广场存在于市民阶层的生活半径和购买能力之内有关。经济的发展需要马云那样的面孔,新奇、前卫、时尚,也需要王健林这样的面孔,严格、专注、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