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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永信 禅意·争议

     释永信昂首阔步走了出来。 这是两会期间的河南大厦,门外挤满记者,采访必须由代表、委员亲自领进去。一身僧袍的释永信太打眼,无数摄像机、相机、录音笔开始拼命晃动。释永信一脸坦然、无所畏惧地走到《环球人物》记者面前:“来!”众目睽睽之下,他领着女记者,到警卫值班室签了字,穿过广场,走进宾馆。整个过程,他连头都没有低一下。反而是记者刻意与永信方丈保持了一定距离,生怕被媒体镜头拍出什么“新闻”来。 “我们现在不怕有干扰,就怕被误读。”释永信打开房门,拎起水壶,烧水,沏茶。这是他和《环球人物》记者的第四次见面,门外,有关他斥资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澳大利亚买地、修建分寺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他平静开腔:“是,有这事。”

谈争议:耗时9年澳大利亚买地

      《环球人物》:为什么要在澳大利亚买地?

      释永信:其实这是9年前一个少林洋弟子的愿望。2006年,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特邀澳大利亚著名画家比利奇到少林寺采风,他受到少林文化的感染,决定皈依,并且立志让少林文化落地澳大利亚。他的设想得到了澳大利亚悉尼附近的肖尔海文市市政府的热情回应。我们考察了两年,市政府在当地原住民的支持下,决定拿出沿海包括森林、牧场、湿地保护区在内的1248公顷土地,将其永久产权以很优惠的价格出让给少林寺,希望少林文化能给当地带来多样性和活力。

     《环球人物》:为什么拖到今年才实施呢?

      释永信:我一直没有积极推动,甚至几次萌生退意。因为规划公司和少林寺在澳大利亚的代表建议我们采取复合开发模式,除了建寺院禅堂、功夫学校、佛医养生和草药园区,还要建度假酒店、高尔夫球场、商业服务设施等。但我希望这个项目定位为“回归自然和实证传统的少林禅修中心”,要考虑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什么酒店和商店。事情一直拖到2015年1月23日,这是合约规定的土地付款日。在此之前,我向他们市长表达了退出的意愿,没想到她表示:“我们支持你,这块宝地政府只希望交给少林寺。”佛家讲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既然双方有这样的共识,我们就买了下来。

     《环球人物》:这笔钱从哪里来?

      释永信:为付清412万澳元(约合1950万元人民币)巨款,我发动海内外少林弟子一起筹款。这笔款来源于十方,也会用于十方。

     《环球人物》:今后会建高尔夫球场和度假酒店吗?

      释永信:我的理想是土地买来后越简单越好,不再花很多经费。那里有森林、牧场,我们可以种庄稼、蔬菜和水果,自食其力。少林寺多一个下院,多一个道场,我们就多一种生存方式。我们拥有这块土地,能够解决少林寺几十代人的生存和传承。而且还能把少林文化传播到澳大利亚,不失为一件好事。 《环球人物》:这个项目谁来运营管理? 释永信:我们的运营管理会很简单,就在那里组建一个僧团,还有一些居士和少林文化爱好者共同参与。我们考虑的不是投资与回报这种关系,我们的回报周期可能是少林寺下一个1500年,而不是当下,这种回报就是别人对我们的认同和参与。

     《环球人物》:今年两会您提出建议,希望宗教物产权划归国有,和这件事有关吗?

      释永信:现在国内庙宇的所有权比较模糊,文物、旅游、教育等部门都管理着一些庙宇。少林寺在登记时,法人一栏写的是“其他法人”,产权归属一栏写的是“其他产权”,这就是产权不清晰。正因为产权模糊,所以大家都想管。我认为庙宇的产权应该归国家所有,这样才持久、安全。这些法律上的事情我们呼吁多年了。我说这些,还不知道外面又咋骂我呢,但我作为佛教徒,要担当这样的责任,先提了建议再说。

谈禅修:“不胡思乱想就是禅”

      《环球人物》:这两年佛教越来越热,有人修密宗,有人修禅宗,您怎么看?

      释永信:禅宗也好、密宗也好,都是佛教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法门,也就是修行习惯。这些都是学者划分的,出家修行的人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不必有比较。佛教的本质是一致的,大家都通过戒、定、慧,达到开发个人的智慧,生活得更圆满、更自在,并最终解脱的目的。佛教很包容,有八万四千法门,不同程度的修佛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有个故事说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带着弟子路过一片森林,从地下捡起一片树叶,对弟子说:佛法就像森林里的一片片树叶,有很多善法,皆为佛法,就看你自己的修为。

     《环球人物》:一个人如何判断自己的修行程度,选择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

      释永信:佛教提倡修行靠自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瓶水是冷是暖,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你是否喜欢喝,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就像你们写稿子一样,自己不搞深度调查就写不出好稿子。我们提倡个人修行,自己去体悟感受。自己不实践,再好的经书和师父也帮不了你。

     《环球人物》:《环球人物》:南传、北传佛教有何不同?

      释永信:在历史上,佛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南传佛教,一部分是北传佛教。南传佛教由印度往南传,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这些地方气候跟印度差不多,僧人不用劳动,较多保留了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方式,斜披袈裟,袒露右肩,靠托钵生存,因此庙很小,一间房子就够了。 北传佛教就是大乘佛教,也称大众佛教,是佛教改革的产物。大乘佛教以中国为中心,影响了日本、越南、韩国,甚至影响了欧美。它吸收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完全中国化了。大乘佛教注重庙产,自劳自耕,今天的少林寺就一直秉承这一思想。此外,大乘佛教菩萨多,经典多,宗派多。一个菩萨,一个经典,就是一个宗派。

     《环球人物》:您曾说“不胡思乱想就是禅”,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吗?

      释永信:禅要求戒、定、慧,由“戒”到“定”,再由“定”生“慧”。简单说,不胡思乱想,就是做事情要专一:你做记者每天要写好稿子,我做和尚每天要撞好钟。 我发现这些年来求佛、学佛的人都是一上来就问智慧、求智慧,直接就想修成“慧”。须知释迦牟尼佛在涅槃时就说过,要“以戒为师”,没有“戒”这个根基,如何得到“慧”?同样,没有“定”这个过程,也修不到“慧”。禅宗的“定”是参禅打坐。少林寺每年举行禅七法会,目的就是要让大家通过修禅习定来获得大智慧。正所谓禅堂才是选佛堂。当然,“定”也有其他的办法,如诵经、抄经、放生、慈善等。一开始就追求“慧”,去听各种讲座,参加各种仪式和活动,只能算是获得一种知识,不是获得智慧。如果没有用到实修上,对修行也就没有太大的帮助。现在我们更应该注重佛教的本质和回归。

     《环球人物》:中国禅和印度禅有何区别?

      释永信:我去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礼过佛祖圣迹,也潜心研读过历史,印度禅的确和中国禅不一样。印度禅重视传统的禅定,就是专门沉思冥坐,远离人世进行苦修。印度许多僧人禅修的功夫非常高超,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是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之后,禅风翕(音同西)然一变,禅融于生活,禅就是吃饭睡觉,禅就是日常生活,随处可以参禅,随时能够觉悟。正所谓“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这就是中国禅与印度禅不同的地方。

     《环球人物》:所以中国禅总有入世的色彩。社会上一直对您有很多争议,是不是因为您太入世?

      释永信:不是我太入世,是我善于接受新事物。因为我满世界跑,每年有1/6的时间在国外。很多先进的东西我先接触到,接触了就要用,这样太超前别人就不理解了。 其实,人一生的几十年中,不可能天天都那么苦行,天天都那么精进,这样做身体也受不了。所以我们住在寺庙,追求的是平常心、长远心,要学会用一生的时间来修行,用一生的时间来用功。入世也好,出世也好,修行不需要轰轰烈烈,更不能大起大落。

谈心态:“出家人动身,不动心”

      《环球人物》:佛门讲求“六根清净”,您能做到吗?

      释永信:社会上看我们出家人的生活,往往外表看得多,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原则。“六根清净”是要求我们净化日常生活,只要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心性清净,那么我们的意念就自然而然地随之清净了。一个人平时修行福德深厚,他坐起禅来,境界就高;如果一个人平时业障深重,他坐禅坐一辈子,也没有境界。

      我经常对僧人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希望大家能领会我老调重弹的苦心,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活法。

     《环球人物》:您每天应酬很多,这会不会让您离“真正的活法”越来越远?

      释永信:出家人无所谓忙,“动身,不动心”。在少林寺当方丈很辛苦,每天要坚持领众修持,还要关注少林寺的发展,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所以,我也不希望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希望有好的接班人,自己早点退下来。到那时,我就轻松自在了,能跟其他僧人一样,每天待在禅堂里坐禅,甚至回到山里边去闭关。

     《环球人物》:您现在的生活和出家时想象的生活差距大吗?

      释永信:应该是有差距的。刚出家的时候,就想着过上山林的生活,悠闲自在。出家后一看,佛教面临这么一个时代,一个现状,我就潜心思考怎样传承,怎样振兴,怎样使少林寺发扬光大。我认为这是我作为出家人的责任。

      我今生今世能不能够成佛作祖,这且不去讲它,我至少能为佛教界做一些事情,这也是一种修行,一种功德吧。

     《环球人物》:网上什么内容都有,僧人怎么约束自己?

      释永信:依我看来,关键是僧人的信仰是否坚定。少林寺的寺规是祖师们定下来的,初进寺院有“三皈五戒”,沙弥(7到20岁之间,没有受满各种类戒律的出家男子)要守“十戒”,像我们受过具足戒(年满20岁的出家男女要守的各种类戒律)的僧人,要守250条戒律。寺院每个堂口还有清规,客堂、禅堂、斋堂、殿堂包括方丈室都有规约,都很严格。

      僧人之所以接受这么多戒律清规,是因为我们有信仰。出家修行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清风明月,诗情画意,同样要面对很多问题,如果信仰不坚定,就会陷入新一轮的烦恼。相反,信仰坚定,网络上那些干扰算什么呢?

     《环球人物》:您怎么看出家人的七情六欲?

      释永信:和尚不准有婚姻恋爱关系,否则就犯根本大戒,要离开僧团,没有一点含糊。人的七情六欲生之俱来,没有这种欲望就没有必要修行受戒,因为他没有犯戒的能力,哪里还用得着修?我们佛教要的是六根俱全,有七情六欲的人,更提倡童真入道,这样才具有挑战性。要你依靠自己的定力和修行来克服,从而更加磨练你的信仰和意志。

谈少林:“面对商业化大潮,你不化它,它就必然化你”

     《环球人物》:为什么要让少林寺品牌化?

      释永信:因为我不想少林寺成了摇钱树,谁都能拿去摇一摇。2002年,日本商标事务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提供了日本国内注册的含有“少林”“少林寺”“少林拳”“世界少林寺”等商标的报告,一共有272项。他提醒我:“你们再不行动,这个世界都快搞不明白谁才是正宗的少林寺和少林文化继承人了。”我起初不太相信,后来有一次出席海外活动,当场被要求提交申请,因为别人已经在当地注册了少林寺商标,我们成了“冒牌货”。这对我们触动很大。回来一看,国内也一样,少林寺门口都成了一条商业街,到处是假的“少林秘方”和“少林武僧”。所以我们决定主动注册。但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寺庙无权注册商标,只有成立一家有限公司,才有资格。“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此背景下成立了。

      当时外界有诸多不解:寺院成立公司是不是太商业化了?可是作为传承人,如果失去对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气脉就会中断,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承担不起。

     《环球人物》:据说少林寺在海外有40家公司了?

      释永信:应该说是有40多个少林文化中心,100多位少林弟子。我们还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成立了少林联合会,举办少林文化节。这些文化机构全部是在当地政府、社团和爱好者的主动邀请下落地都市社区的。当地民间组织和政府都拿出最优惠的条件支持我们,但由于少林寺本身财力有限,只能量力而行,靠少林派出的法师和当地爱好者共同付出,才赢得持续发展。

     《环球人物》:少林寺发展面临什么难题?

      释永信:难在我们身处一个商业社会,外界给少林寺贴上了商业化标签。其实山门以外的事情,我完全管不了,那些武馆、武校、旅游公司,和少林寺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可他们是少林寺的邻居,我又能说啥?对我们来说,面对商业化大潮,你不化它,它就必然化你。我们必须因势利导、济世度人,而非被商业给“度”去了。

     《环球人物》:现在少林寺有经济压力吗?

      释永信:我们讲求一切随缘,钱多了多做点,钱少了少做点,没钱就不做,所以不存在压力,我们没有外界以为的烦恼。

     《环球人物》:您在少林寺是否拿工资?

      释永信:我们出家修行,这一块看得很淡。我们拿的不是工资,是生活补贴,僧人吃穿用都由寺庙供给,每人每月发一两百块钱“单金”,用来买个人必需品。补贴稍高的是执事和悦众。执事是寺院里面的管理层,悦众是每天上殿、监理佛事的人,信徒给他们的供养多一点,但也多不到哪去。

释永信与禅武少林

     2015年3月,《环球人物》记者前往河南嵩山少林寺。凌晨5点,整个山上就热闹起来,少林武术学校的孩子们穿着统一的练功服,成群结队围着大山跑步、练功,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寺院内,方丈释永信带领众僧人以及海内外的法师、居士、书法家等,正在筹备3个小时后开始的转轮大藏经“万人抄经”启动仪式,这是释永信今年策划的一大盛事。

     借助各种野史小说,许多人都知道少林寺有座藏经阁,内有众多“少林秘籍”。但很少有人知道,去年4月12日,一部原版刷印,完整再现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大藏经原貌的《清敕修大藏经》也被护送至少林寺。这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已成为少林寺的重要文化标志和镇寺之宝。“今天的启动仪式后,我们将向全球佛法和书法爱好者征集手抄经卷,从中海选出一万人,保存其手抄大藏经。”释永信说,“机会难得,能够入藏,很有意义。我正在练习,也要亲手抄上一卷。”

     启动仪式结束后,方丈室里聚满了各方来客。一名政府官员与释永信讨论某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释永信听完后说:“你们这个项目很好,但是投资商的选择要慎重,最好不要让煤老板做大股东,将来会很麻烦,他们只考虑怎么利润最大化,而忽略自然文化的保护。”他说话时丝毫不顾忌官员身旁就站着几个投资商。官员频频点头,拿笔记录,释永信又说:“现在只要有好环境,就有好项目,保护好你们当地的生态环境最重要。”话音刚落,不待官员告辞,另一旁的信徒快步走上来给方丈磕头,表达来意……这样的会客、谈话、接待,只要释永信在,就源源不断。

修行

     如此这般迎来送往,释永信的佛法修为到底如何?这是他经常被诟病的地方。

     “客观来说,释永信朋友多,事情多,对他修行的时间有影响。现在他年龄大了,其实是很累的,但也没办法。你是寺里当家的,这些事你能不管?领导来了要见你,你说你要修行,让领导先等着?这不可能。”登封市宗教局前负责人、与释永信相识20多年的郑宇(化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但我观察了几十年,他还是时时刻刻以出家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每天4点就起床,上早殿,然后和大家一起过堂吃饭。他每天打坐两小时,早晚各一次,午休也多是打坐休息。他说腿一盘上,万念俱空,很容易静下来。禅宗的‘公案’,也就是典故,他知道很多,平时说话经常引经据典,颇有禅机。有一次我和他散步,他胖,走不快,我就开玩笑:‘你这么胖,是不是吃肉了?’他当即答:‘大象不吃肉,怎么那么胖?’”

     郑宇认为,释永信的修为来自他的勤奋和爱书。“忙完这些迎来送往,释永信就爱看书。别看他学历不高,有人给他捐了钱,他就拿去买书,大部分买的是有收藏价值的古书,以便充实少林寺图书馆。他方丈室的楼上放的全是书,一箱一箱的。”据郑宇观察,释永信看书以佛教典籍为主,其他政治、历史、文化、新闻、艺术各个方面的书也都看。“他知识面比较广,无论是佛法,还是国家大政方针,说起来都头头是道。这对他决策少林寺事务很有帮助。”

     经常有人问释永信:“你是不是高僧?”

     释永信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崇拜,一种是圣人崇拜,一种是英雄崇拜。对高僧顶礼膜拜就是圣人崇拜的一种。“我研究过高僧,读过高僧的传记,要成为历史上的高僧,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现在只是想,将来如何让少林寺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至于是不是高僧,我并不看重。”

     他的心境已历练得平和、通透。郑宇回忆:“我刚来登封市宗教局的时候,释永信接任住持没几年,光凭热情,还不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流程。他觉得对的事,就希望能赶紧给他批,给他落实,事事催着急办。但宗教局作为一个行政部门,需要层层上报,有些事得权衡着来办,甚至缓一缓再办。比如1993年,少林寺接到了一个台湾方面的邀请,释永信觉得是宣传少林文化的好机会,催着我们赶紧给他办赴台手续。但上级部门很谨慎,最终几番沟通,几番修改邀请函,才成行。”郑宇笑着说,“现在的释永信可比以前老成多了,心态比较从容,做事考虑得比较周全。你看,针对一些非议,他都能平静对待。以前一听到,可会气得满脸通红。

衣钵

     释永信俗姓刘,名应成,1965年出生在安徽皖北农村,排行老三。当时母亲虽然带着5个孩子务农,但父亲在水电部门工作,家境尚可,而且都是“非农户口”,上学、找工作都不成问题。16岁那年,释永信选择出家。“因为小时候总听当地人说书,书中的和尚都过着惬意的生活,云来雾去,像神仙一般。我就希望长大后也能出家。”

     1981年,释永信趁家人外出,拿了点钱和几件衣服就直奔少林寺。几经周折,他找到了住持行正长老。老方丈听说他是农村出来的,什么活都会干,也不怕吃苦,就同意接收他做弟子。释永信回忆,当时寺院的生活比起安徽老家差远了,更与他心目中的寺院形象相去甚远。“十年浩劫刚过,少林寺佛堂破败,僧众离散,香火几乎断绝。20多个僧人,28亩薄田,连口粮都不够吃,早晚两顿玉米糊糊,就中午一顿有干粮,每人两个馒头。但即便如此,我总能感觉到,少林寺的灵气还在。”

     老方丈正式收他为徒,赐法号“永信”。多年后,释永信才知道,那时宗教政策尚未落实,僧人连僧衣都不能穿,还能收徒弟吗?师父收他为徒,是冒着大风险的。正因此,他坚定了继承师业的信念。在庙里,做饭、放牛、种地、挑大粪、当保管……他很得老方丈的喜爱。

     少林寺最困难的几十年都是行正方丈带着大家一起度过的。释永信忘不了师父的言传身教,“当时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对面有家澡堂子,连洗澡加睡觉总共才一块钱,师父去北京办事,都是住在那里,澡堂子的工作人员和师父都很熟悉了”。1985年,少林寺的日子好多了,每年有十几万元的门票收入,可老方丈到北京办事还是要住澡堂子。释永信只好骗师父说澡堂子已经拆了,师父这才开始住旅馆。

     “为了少林寺的发展,师父什么都不怕。当年有人说要把塔林炸掉,师父第一个站出来,大声喝道:‘若要炸塔林,先把我炸了!’对方硬是给吓跑了。谁能想象,少林寺的壁画、经书、佛像、塔林,都是这个双目几近失明的老方丈保护下来的?没有他,少林寺的历史可能就会断代。”释永信忘不了这段历史,“师父不仅教我怎样吃苦,怎样做人,他的一举一动更让我感悟到,唯有发展,才有地位,才有影响,才配得上少林寺佛教圣地、禅宗祖庭的称号。”

     1987年8月,行正方丈圆寂前夕,将法卷和衣钵授予释永信,并一再叮嘱:“平时多盖些房,多存些粮,一定要想法恢复少林寺的鼎盛。”年仅22岁的释永信成为少林寺住持,一时间轰动全国。不但外界有质疑,少林寺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那时少林寺的出家人多是河南本地人,很多老僧人各有一帮得意弟子,让一个安徽来的“毛头小子”领导全寺,无异于“将自家东西送给了别人”。

禅武

     20世纪90年代初,郑宇走马上任登封市宗教局负责人时,见到的是一座充满浓重江湖气的少林寺。

     “少林寺本来就有习武的传统。最初是为了保护隋朝皇帝赐给寺庙的土地不被乱兵夺走。后来李世民战事不利,被囚禁在洛阳,少林寺的十三棍僧凭借一身武艺,连夜打进去,救出了李世民。唐朝统一天下后,李世民特准少林寺设500僧兵,自立营盘,资费归公,开创了僧人公开习武的先例。这种传统在‘文革’时期中断过,因为宗教活动都被禁止了,僧人也被迫还俗。到了1982年,电影《少林寺》一上映,年轻人蜂拥而来,有的为宗教信仰而来,有的为学武而来,有的甚至是社会流窜犯。那时宗教政策刚刚恢复,寺院管理体制不顺,也没有登记制度,局面非常混乱。这些人在少林寺里明争暗斗,拿刀子捅人,点汽油放火烧大殿,干什么的都有。好好一座禅宗祖庭,变得武是武,禅是禅,甚至只有武,没有禅。赵朴初在参观少林寺时,就强调过少林寺能够‘天下称第一,是禅不是拳’。”郑宇说,在这种背景下,刚接手少林寺没几年的释永信提出了“武术禅”的概念,强调禅是第一位的,通过“禅武结合”给少林寺找一条生路,重塑禅宗祖庭的声望。

     释永信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少林功夫不同于其他门派的地方,就是禅与武的结合:以参禅之心习武,以习武作为修禅的方法之一。少林功夫追求的是综合素质,是身心的协调和生命品质的提升。因此,我们不用‘少林武术’,而用‘少林功夫’。武术是技术层面的,而功夫不仅有技术,还包含文化和信仰。”

     释永信一面成立武僧团,一面恢复禅修传统,使僧人有功可练,更有禅可修。比如,培养年轻僧人的修为。郑宇说:“他支持僧人到佛学院学习,鼓励僧人参加高校的成人教育、函授课程。少林寺还会组织考试,选拔僧人去知名大学进修。寺里也成立了少林文化学院,给学历比较低的僧人教授外语、国学、书法、历史等课程。

     这些僧人生活在游人看不见的地方,与少林寺景区的喧嚣隔绝开来。“原来少林寺两侧的房子乱七八糟,释永信就把它们规整成一个个小单元——有的给文化学院,有的用来练功,有的做禅堂,有的是药局。寺里修了一条消防通道,隔开了旅游区和僧人们学习生活的地方。那里的生活是很清净的。该上课的上课,该练功的练功。”郑宇说。

     又比如,恢复打禅七。禅七是指僧人以七日为期,闭关坐禅,参究心性,以期证悟。现在,每年农历十月初五,少林寺众僧开始打禅七,七七四十九天后圆满。

     再比如,举办“机锋辩禅”活动。少林寺邀请各地优秀僧才参加辩论,以启发智慧。辩题都和参禅有关,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达摩面壁,背向何处?”

     还比如,举办传授三坛大戒法会。传戒是为沙弥、沙弥尼传授戒法的仪式。在佛教界有着重要的意义,象征着佛法的延续。少林寺历史上曾举办过传戒法会,但已经中断了300多年。“传戒是一个寺院实力的表现,除了硬件设施和经济实力,还需要在宗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寺院内部也要掌握一套复杂的宗教仪轨,能接待全国前来受戒的戒子。从2007年起,少林寺接连举办了3届传戒法会,很不容易,这是一般寺院不敢想的。”郑宇说。

     郑宇还记得,释永信那些年几乎跑遍了各个政府部门,逢人就讲少林寺禅宗祖庭的辉煌历史,争取支持,申请拨款。他筹资修复了法堂、钟楼、鼓楼,铺设了几百米长的莲花大道,主办了声势浩大的少林寺成立1500年庆典活动,“少林寺逐步找回了往日宏伟壮观的气象”。

变化

     悄然间,少林寺在宗教界人士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郑宇说:“上世纪90年代,我去参加佛教协会的会议,和全国各地宗教界的人士提起少林寺,大家都摇头。现在,全国各大寺院对少林寺都比较尊重,一有活动就请少林寺的僧人去参加。”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干部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永信法师的修为、品行没有问题,少林僧人的培养也日益规范,我们对他、对少林寺是尊重的。”

     不过,宗教界人士也普遍认为,尽管少林寺做了重振禅意的努力,但武胜于禅、功夫之名大过禅宗祖庭之名的状况还是没能彻底改变。

     与国内的情况相反,少林寺在海外受到了很多追捧。62岁的德国作家克鲁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2008年,他第一次走进少林寺,心中充满疑问:“在当今中国,佛教僧人如何生活?他们从哪里来,出家之前做什么,为什么选择在少林寺出家?在中国历史上,少林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此后,他每年都去少林寺两三次。2011年,他找来一位摄影师,一起在少林寺住了3个星期。2012年,画册《少林僧》在德国出版,通过近60幅图片展示当代少林僧人的生活。“我没想到,《少林僧》一出版就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同时在德国和奥地利举行了图片展。一年之后,我们的书再版。”

     海外对少林寺的良好印象与“少林文化走出去”密不可分。1989年,德国人戴勒只身到少林寺旅游,因被寺院吸引,向释永信提出要入寺习武修行。释永信觉得他是块学武的材料,就同意了。戴勒回国前夕,释永信建议他方便时在欧洲推广少林文化。戴勒的父亲是一名企业家,2001年,他出资约1000万元人民币,在柏林建了第一家海外少林文化中心。少林寺选派了几名修行好、功夫好的禅师,在那里教授佛学和功夫。现在,少林寺在海外的文化中心已经有几十家。

     美国华人曹青对文化中心里的少林僧人印象深刻。“2007年,我跟着朋友走进了正在建设的洛杉矶少林文化中心。我看到那些小僧人虽然来自中国农村,物质条件并不好,但他们永远昂首挺胸,英气十足,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自信、阳光,让我看到了中国孩子的傲骨。”洛杉矶少林文化中心建好后,曹青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

     不论发展到哪一步,释永信都在少林寺地下仓库里存放着足够寺里所有人吃两年的粮食。“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藏金银,而去藏粮?我想,既然师父关照多存些粮,必然有他的道理。再说,遇到荒年,金银能吃吗?”除了囤粮,他还“囤人才”。释永信在全国恢复和创办了十多个下院,如河南的慈云寺、云南的妙湛寺、天津的北少林寺等。现在,少林寺常住院加上各个下院的僧人,总数已经超过500人。

     今年,释永信50岁了,这是“知天命之年”。在《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最后,回顾这半生奔波,释永信说:“人生都一样,不论是在寺院中修行,还是在各个行业工作,有一条规律谁都逃不脱,那就是要充分认识人生,理解人生。有些人做的事业轰轰烈烈,但他未必不空虚;有些人做的事情平平凡凡,但他未必不充实。佛家认为,做什么事情,在哪个行业,都是一种修行,都是对自己和社会尽责任,只要让众生受益,就是一种向善、向上的境界。”

达摩一苇渡江,面壁九年

     “天下武功出少林。”33年前那部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少林寺》,一开场就给少林寺定了位。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一提起少林寺,就会想到功夫。鲜有人知道,千年少林能在佛门中享有不衰的地位,是因为它禅宗祖庭的身份。

     禅起源于印度。佛祖释迦牟尼晚年即将涅槃时,到灵鹫山上为众人说法。法会上,佛祖没有开口,只是拈起一朵花,而后意态安详,沉默无语。与会者都不解其意,面面相觑,只有佛祖的大弟子迦叶(音同摄)尊者心领神会,破颜微微一笑。于是佛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个根本大法,今天就付与迦叶,希望你好好护持,使之流传下去”。这就是禅的起源。

     从迦叶开始,禅在印度秘传了28代,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宗派。“这是因为禅不符合印度人的习惯。他们喜欢苦行、思辩和神通,重形式。而禅不重视宗教形式,一个眼神,捻一朵花,就开悟了。所以禅在印度几乎没人接受。”明影法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明影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2001年在河北柏林禅寺正式剃度,现在是河北佛学院副院长、湖南药山寺住持。

     禅宗二十八祖达摩相传是一位王子,为了护国而出家。明影说:“我在印度朝圣的路上听说,达摩出家之前,就经常做梦来中国。师父告诉他:‘震旦(中国)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意思是中国虽然适合禅宗发展,但你传法也会历经坎坷。”

     达摩到达中国时,正值南北朝的乱世,但南朝的佛教盛极一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当时崇佛的写照。达摩从广州登陆,先到了南朝都城金陵,晋见了梁武帝。梁武帝虽然笃信佛教,但与达摩话不投机。于是,达摩离开皇宫,走到长江边,只见江水滔滔,无船可渡,他就在岸边折了一枝芦苇,投入江中,随后踏上芦苇,飘然过江。

     达摩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此庙建成只有二三十年。公元495年,北朝的魏孝文帝为安置印度高僧跋陀敕建此庙,面对少室山,背依五乳峰,“少林者,少室之林也”。

     《环球人物》:除了让士大夫追逐,修禅能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吗?

     当时,少林寺僧人也不认同达摩的禅法。达摩独自一人,隐居在山上一个高约3米、深约5米的石洞里,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鸟儿能在他的肩上筑巢,蜘蛛能在他的手上结网,这一坐就是9年。

     明影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面壁九年’是不是天天在那里面壁?我觉得不是。达摩说:‘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风是动的,墙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真心是不动的。所以,‘面壁九年’的真谛是达摩祖师9年禅心不动。”

     9年后,达摩等来了愿意拜他为师的僧人神光。那一年冬天下着很大的雪,神光跪在洞外求法,直至雪已齐腰。达摩说:“白雪齐腰算不了什么,必须红雪齐腰才可以。”于是神光拔刀自断左臂,鲜血顿时染红白雪。他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神光说:“吾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既觅不可得,与汝安心竟。”神光闻言,当下大悟。达摩收神光为弟子,赐名慧可,并将衣钵传给他。慧可是中国禅宗的二祖。

     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由此而来。

慧能顿悟成佛,农禅并重

     “达摩祖师之后,禅宗最有影响的是慧能大师。”明影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慧能本是广东一个出身微贱、没有文化的砍柴人。22岁时,他在旅店听到有人读《金刚经》,便步行到湖北黄梅拜见五祖弘忍。五祖问他:“你不远千里而来,是求什么?”慧能说:“别无所求,只求作佛。”此语一出,举座皆惊。五祖又问:“你出生于南方边地,怎么敢求作佛呢?”慧能答道:“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五祖心中暗喜,便留下他,让他到后院打杂。

     几个月后,五祖让弟子们写一首偈子(音同继,指佛经中的唱颂词),汇报修行智慧。大弟子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听到后,也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见后大喜,当夜就将衣钵传于慧能,慧能成为禅宗六祖。

     十余年后,慧能来到广州法性寺。正好风吹幡动,他听见一僧说“风动”,一僧说“幡动”,二人争执不下。这时慧能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法性寺的印宗法师听闻,当即为他剃度,完成出家仪式,并请其正式开坛说法。

     “禅宗在慧能大师这里,彻底完成了中国化。”明影说,“达摩祖师是印度人,他当然有印度人的文化习惯,慧能大师摈弃了这些,倡导‘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简便修行方法。慧能的三传弟子百丈禅师还一改印度僧侣靠施舍度日的习惯,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这让禅得到了各阶层的好感,禅宗在中国开始遍地开花。”

     相传达摩曾用“一花开五叶”预言过禅宗在中国的发展,后来禅宗果然发展出五家宗派。慧能门下的怀让、行思二人继承了师父的衣钵,分别在湖南南岳衡山和江西青原山传法。南岳门下出沩仰宗、临济宗,青原门下分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明影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五家宗派出现前,禅宗的风格是极活泼的,没有定法。五家宗派就相当于5种教育模式,不同风格的祖师建立起不同的模式,不同性格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宗派。你是秀才风格,就去曹洞宗;是将军风格,就去临济宗;定慧圆融的,就去沩仰宗;文采飞扬的,就去法眼宗;智慧猛利的,就去云门宗。”

五宗绵延千年,两枝独秀

     宋朝以后,盛行于世的只有临济、曹洞两宗。

     所谓“秀才风格”,就是指曹洞宗禅风绵密。它由唐朝人良价和弟子本寂创立。

     本寂在江西曹山讲佛法时,门人众多。山下有一个钟陵大王仰慕本寂,两次遣使者请他到府上去,均被本寂拒绝。第三次,钟陵大王告诉使者:“此番若不见曹山大师前来,你休想活命!”使者只好跪在本寂座前哭诉:“大师慈悲,救度一切。大师此番若然不赴王命,弟子满门便成灰粉!”本寂扶起他,说:“你不要担心,我写一首古人的偈语给你带回去,就能保你的命。”这偈语是:“摧残枯木倚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顾,郢(音同影)人那更苦追寻。”庄子曾用“郢人”比喻知己,本寂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别再找我”。钟陵大王明白了:“弟子今生无缘拜见曹山。”

     曹洞宗在元朝远播日本。那时,少林寺也成为该宗派有影响力的寺院之一,这要归功于禅师福裕。福裕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入主少林寺,目睹佛殿被战火摧残的样子,立志重振。他鼎力宣讲佛法,广收门徒。据说,一次忽必烈诏天下名僧汇集于元大都,福裕的弟子就占了其中1/3。福裕也被誉为少林“中兴之祖”。

     福裕还大力发展以武修禅的方法,少林僧徒云集在钟鼓楼,演武礼佛。明朝倭寇侵扰沿海时,少林僧人至少6次被朝廷征召,参与抗倭,立下战功;民国军阀混战时,恒林禅师被举荐为少林寺保卫团团总,率众与土匪作战,保一方百姓平安,被当地政府称为“少林活佛”。

     除曹洞宗外,另一支发展较好的是临济宗。临济宗的创始人是义玄禅师,他师从希运禅师。希运生活于唐朝中后期,其禅风峻烈,凡是向他求法的人,入门之前必遭当头一棒,能对棒击领悟者,方纳为弟子。义玄曾三度向希运求问禅义,三度被希运当头棒打,不得不离开,后经大愚禅师指点,又返回希运门下。义玄创立临济宗后,沿用了当头一棒的做法,传法时还伴之一声大喝,成语“当头棒喝”由此而来。明清时期,临济宗的发展势头超过了曹洞宗,故有“临天下,曹一角”的说法。

     但明清两代,整个禅宗的盛世已过,彻悟的禅师不再多见。民国时期,虚云、来果和太虚是3位佛教界公认的开悟的禅师。其中虚云禅师传承临济宗和曹洞宗,又遥承了早已断流的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以一身兼嗣五宗法脉,承前启后,为禅宗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禅宗如何拥抱现代生活

     禅宗已走过千年曲折。如今,佛教很热,禅也很热,禅宗应该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和修学禅宗的明影法师分别给出了答案。

     《环球人物》: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有八大宗派,有人用一句偈语概括为:“密(宗)富禅(宗)穷方便净(土宗),唯识耐烦(法相宗)嘉祥空(法性宗)。传统华严(宗)修身律(宗),义理组织天台宗。”这里概括的禅宗特点准确吗?

     学诚法师:禅宗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形成于隋唐,各有特点。但其他诸宗自唐武宗灭法后元气大伤,唯有禅宗长久兴盛,这与禅宗本土化最彻底有很大关系。

     明影法师:和其他宗派相比,禅宗不重理论学习,不重宗教仪轨,而是讲究顿悟,简单直接,是把所有精力投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行的是“鸟道玄路”,好比小鸟飞上山的路径,是最快捷的。

     《环球人物》:但中国本土的布衣百姓只是拜佛,很少修禅,修禅的大多是知识分子。

     学诚法师:历史上很多文人学士都喜好修禅宗。唐朝的王维、北宋的苏轼就是很典型的代表,宋代的《五灯会元》里记载了很多文人学士与禅僧互动的故事。修禅可以帮助知识分子从现实的荣辱中超越出来,同时也能启发知识分子的独创精神。

     明影法师: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做两件事——读书和做官。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但他们从四书五经里学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修心的智慧。那么禅作为最透彻、最锐利的智慧,自然为士大夫所追逐。

     《环球人物》:除了让士大夫追逐,修禅能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吗?

     明影法师:六祖说过,“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心跟佛是一样的,本来就是圆满、智慧、自由、清净的,只要认识了它,就成佛了。那么普通人怎么修呢?“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你只要不断观察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问题,就是在修行。“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你本来就有智慧,只是被你的毛病掩盖了,改掉毛病,智慧就打开了。

     《环球人物》:禅院影响现代生活,也被现代生活干扰,有些禅院成了景点,怎么办?

     明影法师:旅游一方面影响寺院清净,可同时也是佛教传播的平台。一座寺庙若是个好地方,有文化,能净化人心,自然会有人来,那就让这一切自然发生,而不用人为打造旅游品牌。吸引游客和创造经济利益不是寺院核心价值,寺院的核心价值是修道,是传承智慧传统,同时安慰社会人心,让劳动者在这里得到休息,获得精神支持。

     《环球人物》:禅宗应该走出中国,到国外去发展吗?

     明影法师:应该走出去,对禅的热爱是全球性的。但我国佛教在“文革”期间一度中断,从1982年恢复宗教政策到现在,也刚刚30余年。很多寺院的教育、修行传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在探索中。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固本,此时向外传播,时机尚未完全成熟。我们目前还是应该以恢复自己的教育传统为本,再由内及外发展。

     学诚法师:禅宗历史上对东亚各国的佛教,乃至历史文化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上世纪60年代至今,禅宗也已在西方国家蓬勃兴起。未来,中国佛教走出国门,充分发挥慈善公益、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可成为落实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