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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120年前的国运抉择

     120年前的1895年,刚刚过完元宵节,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派大臣张荫恒等人赴日和谈。没想到,日方借口中方代表的授权书里没有写明“全权”二字,拒绝谈判,即使张荫恒说可以把新的授权书寄来也不行。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还看似随意地问使团随员伍廷芳:“清朝政府怎么不派恭亲王奕?或是我的老朋友李鸿章来呢?”

     伍廷芳随之反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答:“如果李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还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二字。” 伊藤博文看似无心的“点名”,让清政府忙乱了起来。恭亲王奕?是皇室贵族,自然不能去日本受战败议和之辱,于是,这个“屎盆子”就不偏不斜地扣在李鸿章的身上。

倒霉的“全权”大臣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由于大臣们的上奏和攻击,一手操办了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就因为平壤战役的初期失利被拔掉了三眼花翎,扒掉了黄马褂。从某种意义说,甲午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李鸿章都是戴罪之身。好不容易过完了苦涩的甲午年,1895年大年初一,李鸿章一改接受官员拜年的惯例,府门紧闭,不宴客,不见客。他当然不知道,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此时正坐在中日“国运相赌”的赌桌边,信心十足地等待他这个失意者入席。

     “罪臣”李鸿章一下子成了清政府的救命稻草。为了让伊藤博文相信议和的诚意,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于1895年2月13日赐他“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赏还黄马褂”,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办理跟日本议和事务。

     旨意一下达,李鸿章的好友、英国人赫德就知道不妙:“此次和谈必定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和谈者不但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骂,更会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美国公使田贝也私下劝李鸿章:“千万别去蹚这番浑水!”

     沉浮政坛多年的李鸿章并非不知道此行的凶险。只是,对于奉行儒家传统的他来说,自己的老命本来就是君王的。皇帝的命令和慈禧太后的旨意,他无从拒绝。这趟屈辱之行,已然成为他的宿命。

     留给李鸿章的准备时间很有限,谈判资本更有限,何种妥协才能换来日本的停战呢?朝廷内部竟然拿不出统一意见。2月22日,李鸿章参加了御前会议,讨论对日和谈的具体问题,会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允许割地给日本。军机大臣奕劻认为,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割地问题,但他话锋一转,“比起国家的安危,特别是眼前的危机,割地倒是可以接受的事情”。翁同龢立即出声反对,“宁可多赔款,也不能割地”。李鸿章听到这里,连忙表态自己也坚决主张不割地。可他心里明白,想不割地就让日本人满意,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他提议:“割地不可行,议不成我就回来吧。”

     讨论到这里,皮球踢给了光绪帝。割地必然留下千古骂名,光绪帝也担不起这份责任,他奏请慈禧太后决断。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明白利害所在,故意装病,躲入深宫,交代所有事情听从光绪的旨意。见慈禧一推六二五,光绪帝只得咬牙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有了皇帝的决断,李鸿章接下来便频繁拜访美国、英国、俄国等国的驻华使节,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然而,这注定是一场与虎谋皮的生意。西方列强好不容易等来这个宰割中国的机会,怎会白白放过?他们表面上敷衍李鸿章,强调干涉中日外交的困难,背地里却争先跟日本人勾结,要求“利益均沾”,一起攫取更多权益。

     等李鸿章在各国驻华公使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战争的形势更加恶化。辽南战场始终无法摆脱溃败局面,被清政府寄予“反败为胜”厚望的湘军,也抵挡不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年轻的光绪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内那些“主战派”也明白了清朝政府的真正虚弱,他们暂时忘记了此前对李鸿章的大肆辱骂,一同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这个烂摊子总要人来收拾。3月4日,光绪帝终于同意接受包括割地赔款在内的各项要求,授予李鸿章跟日本谈判议和“全权”。这个国无实力、外无援手的“头等全权大臣”就这样动身了。

“伤心之地”春帆楼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从天津出发,在海上颠簸了5天,19日到达日本小城马关(今下关)。20日下午,李鸿章在随从伍廷芳、长子李经方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一家有名的饭馆春帆楼。这个以烹饪河豚而著称的饭馆,就是伊藤博文选定的和谈地点。

     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老朋友李鸿章。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在李鸿章看来,伊藤博文变化不大,是一个见多识广,好打交道的人。然而,作为中日双方的关键决策者,他和伊藤博文在东亚政治场上的地位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心里明白,伊藤博文之所以选在春帆楼谈判,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地方离伊藤的家乡很近,他能够借此光宗耀祖。

     考虑到李鸿章年逾古稀,伊藤博文命人在李鸿章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取暖的火盆。不过,谈判的气氛可不像火盆这般温暖,而是真刀真枪的较量。李鸿章率先开口,“按照国际惯例,双方正式谈判开始,两国的海陆军队应即行停战”。这也是清朝政府此次谈判的主要目的之一,希望让疲弱不堪的中国军队喘口气。伊藤博文听了,立即采取拖延战术,说:“这个建议可以明天再议。”

     接着,李鸿章发表了长篇演说,主题是赞扬日本改革的成就,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为何不能发展传统友谊,共同进步,对抗西方列强,“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达成共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

     还没等李鸿章说完,伊藤博文就狮子大开口:停战可以,但前提是“中国应将山海关、天津、大沽三地交由日军占领,中国军队交出武器,而且这期间日本驻军的费用要由中国负担”。说完他颇为得意地看向李鸿章。这是他和幕僚经过一个晚上的苦思冥想得出的“高招”,目的是逼迫中国放弃停战要求。

     一向冷静的李鸿章脱口而出:这个条件根本无法接受。他质问伊藤博文:这些军事要地日本军队根本没有到达,为什么竟然想凭借和谈占领呢?

     就这样,仅仅围绕停战问题,第一天的谈判就陷入僵局。双方一直争论到下午4时20分,仍没有结果。最后,李鸿章表示要跟朝廷商议,才能给出答复。李鸿章将消息致电国内,朝廷也是意见不一,虽然光绪帝希望停战,可此种条件自是万万不能答应。慈禧太后继续装病,不发表意见。翁同龢等人毫无对策,军机大臣奕劻等人分别去找英、美、俄、德等国公使,请求主持公道。这些西方列强不但不帮忙,反而劝清政府不要提出停战要求。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告诉李鸿章,放弃停战要求。

     伊藤博文十分高兴,下令出兵占领澎湖列岛。3月23日,日军登陆澎湖列岛,继续侵略战争。这一切使得和谈毫无作为空间。

     谁也没想到,就在此时,历史突然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

意外的行刺事件

     3月24日下午,李鸿章结束了与伊藤博文的第三轮谈判,拖着疲惫的身子,乘坐轿子,从春帆楼返回在马关的住地接引寺。

     此时,他的脑海中萦绕着与伊藤博文的一段对话。伊藤博文曾经劝他迅速改革中国内政,在这次和谈中,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揶揄道:如今10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回答: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正当李鸿章陷入沉思之际,一名暴徒忽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对着轿子开了一枪。这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是个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和仇华思想影响的青年。他认为日本军队应该占领北京,政府不应该议和,李鸿章是他眼中继续对华战争的主要障碍。于是,他决定刺杀李鸿章,结束和谈。

     李鸿章呢?等人们掀开轿帘的时候,发现李鸿章早已昏过去,满脸是血,随行的李经方见到父亲这个样子,差点也昏了过去。还是伍廷芳比较冷静,试探了一下李鸿章的鼻子,发现呼吸还正常,赶快把他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治疗。李鸿章真是命大!这颗子弹居然不偏不倚从他的左颊骨穿过,虽然枪伤面积较大,却没有伤及大脑,他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伊藤博文那里。他咬牙切齿痛骂小山丰太郎的愚蠢,因为行刺打乱了他所有部署。他一直对李鸿章这位老朋友摆出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现在,低下身段安抚李鸿章成为他最要紧的事。他先是派外相跑去探视李鸿章的病情,后来又亲自去了一趟。

     对于日本官员的探视,李鸿章一概不搭理,一副命在旦夕的样子,连签字等事都要求儿子李经方代理。

     无论出于私交还是为了谈判,伊藤博文都真的害怕李鸿章死在自己眼前。他赶紧求救于日本天皇,让明治天皇派特使探望李鸿章的病情,皇后甚至亲自为李鸿章制作了绷带。同时,日本立即审理此案,以谋杀未遂罪判处小山无期徒刑。

     对李鸿章来说,只要死不了,行刺事件就是中方最好的喘息机会。他一面装作“病危”,一面让李经方通知国内赶快联系各国驻华公使,告诉他们日本刺杀使臣,破坏和谈,野心极大。

     这一消息立即传遍世界,各国舆论一片哗然,欧美等国纷纷谴责日本,转而同情中国,表示不能坐视中日谈判不理。尤其是沙皇俄国,他们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最为激烈,此前一直以为日本志在中国台湾,于是懒得理睬李鸿章的外交求援。现在得知日本意欲独占在华利益,立即让驻华公使频繁出入清政府的总理衙门。

     这一下子,伊藤博文担心了,日本最怕的就是中俄联手。考虑到李鸿章遇刺毕竟是自己理亏,伊藤博文决定放弃踞地为质的要求,实行无条件停战,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澎湖。3月28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亲自到中国代表的住地接引寺,在李鸿章的病榻前呈上无条件停战照会,规定自即日起停战三个星期,但不包括台湾、澎湖。中方随员力争须全面停战,被陆奥宗光拒绝。30日,双方正式缔结了这份停战条约。

翻脸如翻书

     抛开甲午战争的失败责任,也不论清政府前的用人疑人,单就这次谈判本身而言,李鸿章的装病求救,以命相搏,要求停战,成为晚清疲弱的外交中罕见的漂亮一仗,颇有几分反败为胜的感觉。可惜的是,4月1日,李鸿章离开病榻,中日重启谈判,伊藤博文眼见危机过去,一面为李鸿章修了一条专通春帆楼的秘密小路以保安全,一面在谈判桌上翻脸如翻书。

     4月2日,日方出示和约底稿,限3日内答复。内容包括要求中国割让“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赔款3亿两白银,以及增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来华开厂等。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李鸿章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说道:“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月15日,李鸿章跟伊藤博文进行最后一轮谈判。这一次,李鸿章真的连老脸都豁出去了。他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包括军费减少5000万两、乃至2000万两也行。可是,伊藤博文已经从情报部门获得清政府给李鸿章的电报内容,知道无论什么条件,李鸿章都必须答应。面对一个身体极度虚弱、枪伤未愈的72岁老朋友的苦苦哀求,伊藤博文的冷酷与无耻丝毫没有改变。仅以占领台湾的日期为例,日本限定一个月内,李鸿章要求宽限时日。他对伊藤博文说,这已经是你们口中之物,又何必太急?可伊藤博文说,台湾虽是我口中之物,但未到肚中,难以解饥。

     两天后,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等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5月8日,条约正式生效。《马关条约》的签订,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也为中日两国结下了此后长达120年的恩怨纠葛。

     底牌尽在他人之手的李鸿章,无奈地逃离了1895年的这场赌局,回国后抑郁不已,一直称病躲在天津;而伊藤博文却因此受到日本民众盛赞,成为日本全民族的英雄。

     《马关条约》签订7年后,李鸿章的好友、文学家吴汝纶率领教育考察团到日本学习先进教育经验。在马关,他被日本人有意无意地引入春帆楼吃饭。饭店的老板娘听说中国文坛的著名人物来了,特别备好纸笔,希望吴汝纶留下墨宝。吴汝纶抬起头来,看见陪同他的日本人幸灾乐祸的表情,挥笔写下“伤心之地”四个大字,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饭店。此时,李鸿章已经去世。

     如今两个甲子过去,春帆楼依旧在马关小城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中开门迎客,生意兴隆,而伤心之人,岂独吴汝纶。

东亚双雄,从相惜到“友尽”

曾经结下忘年交,最终走向兵戎场

     春帆楼和谈,距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的第一次见面恰好过去了10年。初相识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伊藤博文是日本参政兼宫内卿;李鸿章62岁,伊藤博文44岁。两人以忘年交的方式结缘。10年后,李鸿章咽下《马关条约》这枚苦果时,或许会想不通,为什么他对伊藤博文的情谊,却只换来凌辱?

! 第一次见面惺惺相惜      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将部分驻朝部队调回参加中法战争之机,精心策划了朝鲜的宫廷政变,要求朝鲜国王成立亲日政权,这就是“甲申政变”。当时驻扎在朝鲜的清朝监军袁世凯,见形势不妙,果断率军进驻朝鲜王宫,迫使日方灰溜溜地逃回了国内。

     日本武的不成,就来文的。1885年2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国,看看能否空手套白狼,从清政府手里骗取一点利益。伊藤博文在中国待了两个月,一开始,李鸿章本着照顾他的原则,指示只要日本不添乱,便给予一点实惠。4月2日,伊藤博文用中文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从北京到了天津,希望能与李鸿章见面。李鸿章十分欢迎,请他们前来会谈。

     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正是在这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力劝李鸿章迅速改革内政,一语击中李鸿章的心事。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英雄惜英雄的感慨。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分析与判断不无先见之明。就在当年12月,伊藤博文成为日本首位首相兼任宫内大臣,着手制定宪法,将已经进行了17年的明治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

     伊藤博文也对李鸿章印象深刻。10年后,伊藤博文对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伍廷芳“私语”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敬佩之情,成为两人建立私人联系的基础。

     尽管两人互相欣赏,但彼此地位还是在谈判中高下立判。李鸿章因胜券在握,显得高傲异常。当分歧过大,伊藤博文以“罢谈”相威胁时,李鸿章勃然变色,厉声喝斥道:中国并未有错,若谈判破裂,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伊藤博文悚然心惊,知道无便宜可占,只好悻悻然做了让步。

     最终,双方在4月18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练兵,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实际上,此时袁世凯已经控制住朝鲜局面,日本无计可施,李鸿章本应抓住时机,巩固在朝优势,把日本人赶出朝鲜,以绝后患。但他多少出于爱惜伊藤博文才华,更加看轻了日本的野心,反而将中国的优势拱手相让,赋予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这也是李鸿章首次为“友谊”付出的代价。

十年书信引为知己

     从天津相识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保持了长达10年的书信往来。据学者的考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先后有过21次书信联系,其中,李鸿章寄送给伊藤博文的有12件,伊藤博文寄给李鸿章的为9件,如今能够见到书信原文者有17件。作为亚洲政坛的核心人物,他们的书信在解决政治外交事务之余,也包含着一种互为知己的意味。

     1885年9月17日,李鸿章致信伊藤博文感谢其赠送“各书册”事,并称“因翻译未齐,未及细阅”。尽管信中并未说明“各书册”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提到赠送途径,但根据李鸿章提到的“军实、舟师”以及印刷局等事务,并慨叹“中华士大夫拘牵旧制”因而难以“仿效一二”的情况来看,伊藤博文当时应该是赠送了有关日本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改革措施的书籍。李鸿章仔细阅读后,颇有心得,提出“惟军实、舟师,拟逐渐整练,以图自立,此尚能自我为政者也”,还谈到中国“必须仿办”银行和印刷局等。

     伊藤博文能将改革措施给李鸿章看,李鸿章又能将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利改革不加隐瞒地告诉伊藤博文,可见两人在天津一见之后的相互信任与期许。

     这次通信后的第二年,日本制造了“长崎事件”。起因是北洋水师提督率部分船只到日本的长崎港进行维修,士兵们照例上街买些生活用品。结果,中国水兵与日本巡捕发生口角,各重伤1人。事情本不大,但日方竟召集数千人跑来持刀围攻中国水兵,导致5人死亡,6人重伤,30余人轻伤。日本民众当时排华的凶狠,由此可见一斑。

     可气的是,驻日公使徐承祖在事件发生后,连聘请洋人担任律师都不敢,只想简单了事,以图息事宁人。他对日本民众排华的态势不以为意,未向国内报告,还向李鸿章透露:伊藤博文独排众议,主张与中国议和。这个信息或许没有错,因为伊藤博文也写信给李鸿章,希望和平解决“长崎事件”。于是李鸿章做出了一个过于乐观的判断——伊藤博文是可以依赖的朋友。

     1887年2月16日,李鸿章给伊藤博文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和伊藤博文“两地一心”,并且写道,如今的国际局势就像春秋战国,群雄逐鹿,中日两国应该如“秦晋之好”,互相倚重,共谋和平。不久,“长崎事件”在这对“好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和平解决。有人把这看成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第一次外交胜利,因为事情是以双方妥协告终,不再是中国单方面退让。但是,在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看来,李鸿章简直是做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外交妥协,此时北洋水师的实力远在日本之上,完全可以借机摧毁摇篮中的日本军国主义。

     这是李鸿章为“友谊”付出的第二次代价。

图穷匕见还在梦里

     两年后,朝鲜出现了“防谷令”事件——日本把自己的“优质大米”出口到朝鲜,再进口“普通大米”回国,赚取巨额利润。朝鲜突然觉悟了,出台一道“防谷令”,禁止大米出口,不再做这赔本生意。

     日本急了。1892年,第二次出任首相的伊藤博文给李鸿章写信,说朝鲜的事我跟你的公子、驻日公使李经方提过了,现在跟你说说,希望“假中堂阁下之一臂,而得妥协和局”,署名是“你的好朋友伊藤”。

     接到这封信后,李鸿章当天就给驻扎朝鲜、总揽各项事务的袁世凯发电报,让袁世凯劝劝朝鲜官员,跟日本人坐下来谈谈大米出口的事,解决这个瓜葛。他跟袁世凯说,“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袁世凯看了当然照办。没多久,在李鸿章的调解下,日朝间的“大米纠缠”得到了解决。

     然而,伊藤博文回报李鸿章的,是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他的政治对手山县有朋曾经制定了一个《征讨清国策》,计划5年时间内,跟中国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伊藤博文看不上山县有朋,但对“国运相赌”4个字,却是深有同感。在第二次当上首相后,他就成为这场国运赌局的操盘手。但他很聪明,自己并不出面叫嚣战争,而是推动明治天皇下诏书备战、扩军,这深深地蒙蔽了李鸿章。到甲午战前,日本的海军力量已经不容小视。

     就在日本图谋毁灭中国的时候,中国最权威的人物李鸿章还在寄望于“吾友”伊藤博文,希望中日和平共处,共同进步,这是何等的讽刺。此时的李鸿章,将主要的精力投注在防备俄国身上。他遵循慈禧太后的旨意,认定俄国会吞并朝鲜、威胁中国,一心一意地谋划跟俄国的对抗。在一场关系国运的大决战中,李鸿章连自己的敌人都没有找对,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在日本人看来,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交情根本算不了什么。甲午战败之初,1894年11月18日,李鸿章请在天津海关任职的德国人德璀琳赴日和谈,除了给予正式的外交照会外,还特别附带上一封给伊藤博文的私函。李鸿章希望凭借与伊藤博文的私交,加快中日和谈。然而,当德璀琳到达日本时,他连伊藤博文的面都没有见着。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在侵略中国的立场上,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一定要比较,就是后者更加猖狂,而伊藤博文更加阴险。

     40多年后,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民国外交家蒋廷黻(音同服)说:“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可悲的是,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老辣深沉的李鸿章,却在国际交往中付出了如此天真的“友谊”的代价。

中日首辅,政治殊途

一个为中国找到技术,一个为日本找到制度

     1895年之后,李鸿章只活了6年,老迈而失势;伊藤博文则过了14年春风得意的日子。在境况迥异的余生里,两人的恩怨仍在继续。

     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光绪帝召见了李鸿章。短暂寒暄之后,光绪帝劈头盖脸地责难起李鸿章,说他身为重臣却把台湾拱手相让,失民心,伤国体。李鸿章只能唯唯称罪。后来,他躲进借住的贤良寺闭门不出,门生故吏纷纷离他而去。

     李鸿章比常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没有一味抱怨,而是不断反问:伊藤博文究竟在哪里赢了我?我可以向他学习什么?

     伊藤博文早年游历西方的事情,此时一幕幕在李鸿章的脑海中回放——1863年,伊藤博文22岁,被秘密派往英国留学。那时的日本,同样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同样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同样面对国运危机。年轻的伊藤博文在出国前痛恨、排斥西方。出国后,他努力学习英语,专心于学问的修养,经常搭伴与英国学生同游,参观博物馆、造船厂等。在深入了解英国社会后,他由衷佩服英国的进步和强大,排斥西方国家的态度由此改变。

     1871年,以而立之年跻身日本权力中心的伊藤博文随使团出使欧美,再次踏足西方,用了两年时间对欧美的政治制度深入考察。他认识到立宪制度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也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条件。回国后,他负责调研立宪政治的可行性,主张在日本逐渐推进君主立宪并开设议院。

     1882年,已是日本政坛核心人物的伊藤博文又一次亲赴欧洲考察立宪制度,还在柏林专门拜会了德国法学家格奈斯特,听取他对宪法的看法。

     离伊藤博文初到西方已经过去了30多年,年迈失势的李鸿章决意效仿当初年轻气盛的伊藤博文,游历西方。恰好有一个契机,让俄国成了他的第一站。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各国要派出特使致贺,清朝打算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去。俄国认为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能胜任,“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清朝便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启程前,李鸿章对晚辈黄遵宪说,此去俄国的目的是“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果然,1896年6月,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规定两国共同制约日本,日本若再次侵犯清朝,俄国会对清朝提供保护。作为交换,清朝同意俄国修筑一条经过黑龙江和吉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李鸿章在外交上转向联合俄国,总算是认清了最凶险的敌人是谁。但悲哀的是,李鸿章签下的这一纸条约,为后来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埋下隐患。

     结束俄国之行,李鸿章来到德国,得到了极高的礼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邀请他一起阅兵,还给他特制了虎皮椅和大红绸凉伞。李鸿章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来复枪厂和造船厂。紧接着,他拜访了已经退休的德国宰相俾斯麦,两人从养生之道谈到国家大事,很是投机。李鸿章请教复兴中国的办法,俾斯麦认为强兵是第一位的。虽然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的强兵之路已然走到尽头,但他听到俾斯麦这样的回答时,心中依然窃喜于两人所见略同。随后,李鸿章又和俾斯麦聊起了与皇帝的相处之道,但对君主制度的变革这个关键问题只字未提。

     在德国,李鸿章还做了一件很新潮的事。当时,德国科学家发现了X光,得知李鸿章在日本受过枪伤,子弹仍未能取出时,他们给李鸿章拍了X光片。李鸿章成了中国第一个拍X光片的人。

     由此不难看出,李鸿章的西方之行仍停留在他最有兴趣的技术体验上,并未深入制度层面。这或许是暮年之人不比年少之人的锐气与洞察力,或许是李鸿章自始至终都是大清王朝的忠臣孝子,不会也不愿想到“大逆不道”的制度之变。他注定无法找到西方强大的根源。

     离开德国,李鸿章又到了法国,巴黎火车站挂起龙旗表示欢迎。李鸿章拜访了法国总统,参观了巴黎银行并询问借款事宜,还亲自体验了火炮试射。随后,他前往英国,拜见了维多利亚女王,参观伦敦桥,专门体验了电报发送的过程。接着,他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见到了美国总统,还对在美华人的境遇表示了关切。离开美国之后,李鸿章经加拿大回国。途中路过日本,他没有上岸,或许他再也不想踏上那片伤心之地,再也不愿想起伊藤博文。

最后一面不欢而散

     不过,命运却和李鸿章开了个玩笑,让他和伊藤博文第三次见面了。

     当初,《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中国,苛刻的条件、巨额的赔款、大片领土的丧失,终于让大清帝国从天朝上国的残梦中惊醒。正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康有为联合1000多名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废约拒和。在此情形下,光绪帝不得不在上谕中承认,清政府与日本开战后作战不力、“战无一胜”,表达了变法图强的决心:“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一时间,签下丧权辱国条约的李鸿章被人们遗忘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成了中国政治舞台的明星。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为日本赢得战争的伊藤博文却陷入政治泥潭。为了用好战争赔款,1898年他第三次出任首相时,想安排两名熟悉财政的官员入阁,却招致昔日盟友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伊藤博文于1898年6月辞职,随后宣布将访问中国。

     1898年9月,伊藤博文到达中国,此时的中国政坛正暗流涌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企图发动政变,宫廷内外甚至传言光绪帝即将被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希望依靠袁世凯的力量扣押慈禧太后,实现君主立宪式的变革。9月20日,支持中国维新变法的伊藤博文觐见了光绪帝。虽然两人具体的谈话内容后人并不知晓,但据信,伊藤博文向光绪帝表示,自己很希望能为中国变法做些事情。然而,就在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开始捕杀维新派。

     3天后,伊藤博文在北京见到了李鸿章,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李鸿章虽然心存芥蒂,但依旧设宴款待伊藤博文。席间,众人的话题集中在戊戌变法上。李鸿章刚从欧美归来,在国外声望日盛,但在国内备受冷落。虽然同情光绪帝,但他深知慈禧太后的狠辣,再想到自己尴尬的处境,只能做一个旁观者。饭桌上,他对戊戌变法本身没有发表意见,只在大家提到康有为时,他站在维护旧制度的角度上,说了一句康有为“煽惑人心、至于众怒”,要求伊藤博文帮助逮捕康有为。除此之外,李鸿章对伊藤博文态度冷淡,不愿与他多聊。很明显,李鸿章早已放弃了与伊藤博文所谓的“友谊”。伊藤博文同情维新派,对李鸿章的建议自然也不会理会。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辞别了李鸿章,伊藤博文尽力保护维新派人士。当梁启超为躲避追捕逃入日本使馆时,日本驻华公使还没有收到东京的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当场表态:“救救他吧,帮他去日本,我会在日本照顾他。这个年轻人对于中国来说,实在宝贵。”后来,伊藤博文的确对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人士多有照顾。

李鸿章抑郁而终

     1900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出逃。此时,已经淡出权力中心,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李鸿章却接到一纸诏书,“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说白了,慈禧太后是要借助他在欧美各国的威望,出面和谈。李鸿章深知收拾完这个烂摊子,自己必然会再落得个万人唾骂的下场。然而,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奋斗了一生,将自己视为清王朝的“裱糊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1901年9月,李鸿章在举中国之财力赔款的《辛丑条约》上签字,国人骂声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在唾骂声中,李鸿章的病情很快恶化,时常大口吐血。

     1901年11月,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的李鸿章病逝,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他的死给了国人太多震撼,梁启超虽然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敌,仍提笔为其作传,讲到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区别——如果以成败论英雄,自然是李不如伊,但是就人物重要性而言,李鸿章对于中国,较之伊藤博文对于日本更加重要。

     要理解梁启超这句堪称经典的评价,还要回看李鸿章的一生。

     1823年正月初五,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李氏家族添了一个男丁,按族谱取名章铜,也就是后来的李鸿章。李家是当地一个小地主,也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耕读之家。李鸿章父亲李文安多年寒窗,最终考中进士,后在刑部任职,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士大夫。 在这样的家庭中,李鸿章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也将科举功名作为最大的理想。少年李鸿章天资聪颖,曾拜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1840年考中秀才。20岁时,李鸿章在时任京官的父亲安排下来到北京,准备乡试。他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迈诗句以言志:报效朝廷,光耀门楣,青史留名。

     1844年,李鸿章考中举人,却在第二年会试时落榜。但他受到时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成为其门下弟子。1847年,李鸿章再上考场,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

     正当李鸿章专心于儒家经典研究时,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社会震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853年,咸丰帝命令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剿匪。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随同前往,屡立战功。1858年,李鸿章赴江西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此时,曾国藩已是湘军统帅,总揽对太平军的作战。李鸿章常伴左右,浸淫于曾国藩的传统思想和治军方式之中。随着战局的变化,曾国藩举荐李鸿章回合肥招募乡勇,组成淮军。此后几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同湘军一道剿灭太平天国,还镇压了捻军起义。由于拯救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李鸿章声名鹊起,被誉为“中兴名臣”。

     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李鸿章目睹了清朝严重的危机;筹建淮军时,他在上海又看到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禁生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念头。他确信,自己找到了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移植西方军事技术。为此,李鸿章手握大权后,不仅向外国购买“洋器”,还开办工厂自行制造部分武器。他在军工产业逐渐成形后,又转向民用工业的发展,提出不仅要“强兵”,还要“富国”。

     在那样一个官员都抱着“沉船”心态,等着船沉之时再捞一笔的时代里,李鸿章能够意识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并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应昏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实属难得。

     守旧势力讨厌李鸿章,李鸿章也对他们深恶痛绝。他在一封信中公然叫板:自从商鞅、王安石推行变法,祸及自身后,所有人都以守旧自保,如今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大清如果因为守旧而亡,你们不后悔吗?

     然而,李鸿章推行的变革只是技术变革,没有脱离儒家传统治略轨道,他希望以儒家之道为主,西方富强之术为辅。正如他自己所言:“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说到底,在他眼中,封建制度不仅不能变,而且还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至于腐败的吏治,李鸿章强调要靠儒家传统的“人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在人”,而非近代的“法治”。

     后来,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李鸿章也提到了“易官制”“变法度”,但仅仅是私下议论,既不敢公之于奏章,更不敢付诸实践。原因很简单,“富国强兵”的洋务变革虽有阻挠之人,却也不乏支持者,而提到改革制度,满朝文武没一个人敢吱声,充斥朝野的是“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的叫嚣声。

伊藤博文死于非命

     1900年,就在李鸿章为八国联军侵华所苦时,伊藤博文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说20多次,阐述他组建新政党的想法。那年9月,立宪政友会成立,伊藤博文任总裁,不久就吸引了大批会员。1个月后,伊藤博文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任首相。但仅仅7个月后,由于内阁内部的争执,伊藤博文再次辞职,此后再未染指首相宝座。

     不过,伊藤博文并未退出政坛。为了对抗俄国在远东的“南下政策”, 他提出以承认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支配权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支配地位。1901年,就在李鸿章垂死之时,伊藤博文前往俄国进行活动,但因为李鸿章已经提前和俄国达成密约,他并未取得成果。

     相比于李鸿章的出身与晋升之路,伊藤博文的起点则卑微许多。

     1841年10月,伊藤博文出生在长州藩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原本在村子里务农,由于生活无着,被迫去荻城谋生,被下级武士伊藤武兵卫收为养子,于是带着儿子改姓伊藤。伊藤博文年幼时尝尽人间艰辛,平时做杂役,闲暇时读书学字。16岁时,伊藤博文才进入一家村塾学习。1859年,伊藤博文结识木户孝允,随后作为其随从一起前往德川幕府所在地江户(今东京)。

     当时的日本与中国一样处在危机之中。1853年,美国舰队叩关,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幕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存在沦为半殖民地的风险。面对这种形势,生活条件一般的下级武士知识分子,首先产生了危机意识。他们公开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希望推翻幕府,还政天皇,抵御甚至排斥西方国家。伊藤博文便是其中之一。

     所幸,留学英国的经历改变了他,他从排斥西方转向学习西方。他回国后,1866年,萨摩、长州两藩的下级武士结成倒幕同盟,招来幕府的讨伐。伊藤博文便向外商购买轮船,对付幕府军。随着倒幕同盟的军事胜利,德川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于1867年提出“大政奉还”。明治天皇建立了新政府,论功行赏,年轻的伊藤博文被任命为外国事务交涉员。他积极主张把“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习尚、教育、生产”的“开明风气”移入日本,使日本进入“开明诸国之行列”。

     1869年,伊藤博文任大藏少辅兼民部少辅。任职期间,他大力推进日本的近代化。在日本修筑第一条铁路时,伊藤博文力排众议,提出向英国借款,促成铁路顺利建成。随后他又提出建立新的货币制度,发行纸币。两年后,伊藤博文出任工部卿,还身兼参议,正式进入权力中心。

     1877年,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封建武士发动叛乱,伊藤博文坚决主张平叛。一年后,伊藤博文成为内务卿,政治地位继续提高。到了1881年,“明治三杰”已先后死去,伊藤博文趁机排挤竞争对手,成为日本政坛头号人物。1885年,伊藤博文成为日本首任首相,开始实践他向西方学习的梦想,推行君主立宪制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步就是组织人员起草宪法。1889年,“明治宪法”正式颁布。同日,伊藤博文被天皇授予旭日大桐花勋章,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他的政治声望达到了巅峰。

     纵观伊藤博文一生,其东亚政策的核心放在朝鲜上。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并设立统监府,伊藤博文成为第一任统监。在朝鲜,伊藤博文以确保安全为名,严禁朝鲜国王与外界接触。但1907年,朝鲜国王还是派密使前往荷兰海牙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陈述了朝鲜的困境。伊藤博文怒不可遏,一面逼迫朝鲜国王退位,一面又装出对朝鲜王室谦卑恭敬的姿态。每次在朝鲜演讲结束前,他从来不忘对在场的朝、日官员说:“我提议,请诸君随我三呼‘韩(朝鲜)皇万岁’!”1907年,他出任朝鲜皇太子的老师,以期皇太子日后成为听命于日本的傀儡。

     1909年10月,为了缓和与俄国的关系,伊藤博文前往哈尔滨,与俄国财政大臣会谈。在他检阅完俄国守备队并和各国领事团寒暄后,躲在人群中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安重根突然冲出,向他连开3枪。十几分钟后,伊藤博文不治身亡,时年68岁。

     伊藤博文为了日本的利益,坚决反对日朝合并,主张保留朝鲜王室及政府,却偏偏倒在了朝鲜独立运动者的枪口之下,这是对他在朝鲜两面三刀做派的一种讽刺。

两个人的选择,两个国的道路

     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白纸黑字,确认了中日两国关系史无前例的逆转——日强而中弱。直到1945年另一纸日本投降书,中国才踩住命运的刹车,转败为胜。

     整整50年。

     当李鸿章在春帆楼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或许不会料到,认输的瞬间如此短暂,承受战败的苦难却会那么漫长,不只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几代、几亿中国人经历的血与火。

     历史不是个人造成的,但是关键人物把握历史关键时期战略机会的能力,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命运。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第一权臣,一个四次出任日本首相,他们在各自国内的地位和声望相当,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都怀着富国强兵的梦想而努力,结果却大相径庭。其中,既有植根于两人成长经历中的原因,也有当时中日两国国内环境的因素。

     李鸿章循着传统的士大夫道路前进,一生志向凝结成一句“做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推行过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建立过声势浩大的北洋水师。他真诚地认为,学习近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辅以中国传统孔孟之道,就能拯救清王朝。他跟保守派进行了勇气十足的论战,甚至残酷的党争,抓住了推进变革的权柄。但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并不真心信任李鸿章的变革之说。

     最终,他的变革一败涂地。1896年他访俄之后,俄财政大臣评价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但以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政治视野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他求学于英国,亲眼见过近代国家的模样,亲手触摸过近代国家的关节和奥秘。成为天皇最信任的权臣后,他不是修修补补维持摊子,而是把近代的立宪制度和日本的天皇传统结合起来,在学制、兵制、税制“三大改革”过后,为明治维新找到了“编纂宪法”这第四根支柱。1885年,当他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时,就意味着近代内阁制度在日本确立了。他从政治变革的层面搭建了日本的前途。

     在出任首相那年,他和李鸿章相识。10年信函往来,多有论及变革。但两人的变革,一开始就殊途。这影响了两国此后50年、甚至120年的国运走向。他们的私交,也成了变革洪流下,两国国运残酷博弈的写照——李鸿章和他苦心修补的清王朝在这场博弈中沦为配角;日本军国主义流毒则急剧膨胀,至今犹存。为重振国运,中国人的自强与奋进又历经120年。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恩怨,是两国彼时恩怨的缩影,也是今日关系的源头。这正是重温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2015年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更是《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正如每一道伤疤都是刻在英雄身上的军功章,每一个屈辱的历史瞬间也应成为国人心中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