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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上交所,3次救市,规范市场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说:“历史应该为朱镕基总理记下精彩的一笔,因为他对于全球的政治、经济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力,特别是现在,他对中国金融系统的深刻影响正日益显现出来。”这个出自2013年底的评价,让人们在当下中国的“牛市”中,不禁回想起曾经在股市上屡有“壮举”的朱总理。

     早在1998年,9月号的美国《全球财金》杂志评选当年对世界金融最具影响力人士,朱镕基名列第二。后来,美籍“中国通”、《朱镕基传》的作者龙安志说,朱镕基在金融领域所作的贡献,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他所说的贡献,自然包括朱镕基在创建和管理中国股市中曾发挥的巨大作用。

“光靠财政不行,要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

     时光回溯到1988年,此时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逾10年。在广东、福建的经济特区飞速发展的同时,有着“东方明珠”之称的上海却陷入了困境。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长期享受着国家统配的廉价原材料。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区有了自主权,原材料价格大涨,上海无法继续享受低廉的价格。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1985年到1987年间,上海市的年财政收入由181亿元跌至165亿元,到了1988年,财政收入预计仅为153亿元,颓势依旧。

     朱镕基就是在这种局面下来到上海的。1987年底,中央决定朱镕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1988年2月6日,他正式到上海工作,当天下午,他就去财政局听了汇报。后来,朱镕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了。”1988年4月,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此时,他对上海的财政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一方面,财政收不上来,政府资金困难;另一方面,为了产业转型、改善城市面貌,财政支出却在加大。朱镕基深感责任重大,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了上海以后,这几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怎么搞得下去啊!我现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见肘啊!这两年政府的亏损补贴直线上升……搞不下去了。”

     在现实压力下,朱镕基意识到了金融的作用:“光靠财政还是不行,越来越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差不多每天都碰到这个问题。”

     当时,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股份制”“股票”渐渐成为金融领域的热词。然而,对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股份制和股票依然是陌生事物。1988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复旦大学出现谢百三热》为题,报道了当时研究股份制改革的领军人物、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谢百三。那年7月10日,谢百三的宿舍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谢百三老师:市政府办公厅来电话,朱镕基市长要听你讲课,关于当前的经济热点等。时间:7月13日下午1:00,地点:福州路30号门。”谢百三看到字条愣住了,再三思量后,他决定去讲讲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两件大事——物价改革和所有制改革。

     7月13日下午,谢百三准时出现在上海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室里。半个小时后,朱镕基来了。他向前来听课的上海市各经济部门的领导介绍说:“今天,我请来了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谢百三上课,谈谈当前的经济热点问题,他很有名,很多报纸报道过他。”讲课的第一个小时,谢百三主要讲了中国的物价改革以及银行在其中的作用。朱镕基很少插话,非常认真地听着,偶尔会说“你讲下去”。在后一个小时中,谢百三说到了中国的所有制改革,也就是国企改革4种形式,其中涉及到股份制、股市、股票的大量内容,朱镕基对此非常感兴趣。“谈到股份制时,朱市长眼中闪着光芒,不断插话、问问题。”谢百三后来回忆说。听到股份制改革的内容,朱镕基担心地问:“这么搞,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谢百三回答说:“决不会的,净资产1元,往往可以卖到5元到10元。”在谢百三的记忆中,朱镕基以近乎挑剔的方式与他讨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事,显然对此非常重视。

筹建上交所,“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

     要搞股份制改革,就要发行股票,就得有个证券交易所。其实,早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务院就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该小组提交的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在经济特区试办证券交易所,取得经验后再向大中城市逐步推广。”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就成立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只股票在上海诞生了。1986年8月,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办交易窗口,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开启了建立股票、债券二级市场的发展之路,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同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证券业务部也开始证券柜台交易。1987年,国务院还专门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加强规范管理。到了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证券市场座谈会,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随后,筹办证券交易所在全国各地提上了日程。但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又没有经验可循,创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情大都限于论证之中。

     1989年,有关证券交易所的讨论越来越热,朱镕基在上海市长任上也已经一年多了,对于金融的重要性体会越来越深:“金融的问题确实重要,要把企业搞活,首先要把金融搞活。”当时,上海正在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高达几千亿元,对于上海财政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这更坚定了朱镕基创办证券交易所,向全国融资的想法。为此,上海出台了《上海证券交易管理办法》以及12个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办法,为证券交易市场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到了年底,已经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在上海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邀请了许多金融界专家,其中包括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等人,刘鸿儒也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参加会议。

     会上,朱镕基说:“自我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在表达了成立证券交易所、深化金融改革的想法后,他问李祥瑞:“老李,你看怎么样啊?”李祥瑞心里犯起了嘀咕:“不要干革命40年,最后在这上面跌一跤。”他于是回答说:“主要是担心政治上有风险。”朱镕基又转过头问龚浩成:“老龚,你觉得呢?”龚浩成也说:“我觉得老李担心政治风险不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也要有一到两百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还要有50到100家企业的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啊。”面对各方疑虑,朱镕基坚定地说:“真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二位在第二线呢,不用害怕。”最后,在朱镕基的坚持下,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三人小组,由李祥瑞任组长,龚浩成和时任上海市体改办主任的贺镐圣为组员。

     三人小组的成立在当时意义非凡。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在诸多领域有所迟疑、停滞。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也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改革进程仍在推进。因此,三人小组的成立,成为顺应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历史逻辑的主动行为。

     多年之后,几位当事人提起这段往事时,龚浩成问朱镕基:“你当时怎么有胆量拍这个板?”朱镕基坦言,自己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过:“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啊,你们干嘛。”

“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三人小组成立之后,创建上交所进入了实际性操作阶段。根据当时的安排,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将在1990年12月率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访问上海,所以,初步计划是上交所争取在那时开业。朱镕基专门把香港证监会主席利国伟请到上海,商议上交所的筹备工作。利国伟听了朱镕基的想法后惊奇地说:“朱市长,证券交易所可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说:“利先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说交易所的技术问题。”

     到了1990年初,三人小组根据筹备进展的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试运行,1991年四五月间正式开业。但朱镕基要求加快筹备进度,还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1990年上半年,朱镕基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地,最后一站到了香港。尽管上交所的筹建工作进展没有预期中的快,他还是在香港向记者们表达了决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宣告成立。”朱镕基的这番话迅速登上全世界媒体的头条,外媒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上海证券市场及金融发展将矗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这个消息传回上海,急坏了三人小组:上交所八字还没一撇,光是新房子的装修就得几个月,怎么可能年内开业?但他们也明白,朱镕基的话等于下了死命令:“年内必须完成。”1990年7月,为了按期开业,三人小组任命当时只有35岁、冲劲十足的尉文渊出任筹备小组组长。此时,他们只有5个月时间了。

     给三人小组下了死命令,朱镕基自己也没当甩手掌柜。他不仅经常半夜来电话,督促筹备工作,还特批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生去美国参观学习,为上交所如期开业培训人才。他还亲自加批了几百部电话给上交所,并支持上交所采取电脑交易,这在当时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奠定了上交所的技术优势。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当天,在一个小宾馆里,上交所成立大会召开,尉文渊被任命为上交所的首任总经理。事后,新华社非常谨慎地报道了这一消息,却轰动了国内外。12月19日上午11点,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随着一声开市锣的敲响,台下的宾客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其中就包括率团来访的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

     此后,朱镕基更加密切关注股市。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朱镕基在办公室里安排了几台专用电脑,实时显示着世界几大股市的交易行情,有时候半夜他还会起来看看美国华尔街股市。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与上海同时,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在国外考察后决定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当上交所成立时,深交所已经开始了试营业。但中央希望先批准上海开业试试,然后深圳再正式开业。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话:“上海开业先试试,深圳试试再开业。”当上交所运行几个月后,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才正式开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朱镕基可以称得上中国股市的先行者之一。

深圳“8·10”事件,“股市要走法律化、规范化道路”

     1991年,朱镕基离开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此后,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中国股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上世纪90年代初,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开业,然而关于股市是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仍未平息。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股市就难以得到真正的发展。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邓小平的这番话,为尚在摸索阶段的中国股市发展加了一把劲。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一个月后,朱镕基参加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讨论。他专门提出,要总结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经验。当时深圳的股票经过了大起大落,人们的风险意识和金融意识得到了锻炼。但是,同时期上海的股票一直往上涨,只要股价稍微一降,就有人上访,认为社会主义的股票只准升,不准降。这些现象引起了朱镕基的警觉,他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只有放手去做,才能建立起股市必需的风险意识和市场意识。

     那年夏天,深圳发生的一件事,让朱镕基加快了规范股票市场的行动。1992年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等单位宣布,在8月9日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份,每张身份证可以购买一份抽签表,中签率为10%。一夜之间,全国各地近百万人涌入深圳,彻夜排队抢购,甚至出现了收购身份证用以购买抽签表的事。结果抽签表不到半天就售罄,没有买到抽签表的人认为此中有诈,提出质疑,并在现场发生了冲突。8月10日,数万人聚集到深圳市政府门外,阻塞了道路,甚至出现打砸汽车、攻击执勤民警的暴力事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深圳股票认购证风波”,即所谓“8·10”事件。

     “8·10”事件不仅重创了深圳股市,还使得党中央和国务院注意到了股票市场缺乏监管的情况。在1992年8月13日召开的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朱镕基指出,股票市场要走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不能出现过度投机。他强调要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工作,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同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刘鸿儒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随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初步确立了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体制。

     1995年12月,朱镕基回到上交所考察时,提出了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的“八字方针”——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直到今天,中国股市依然遵循着这八个字,虽有起落,却运行平稳。

3次救市,“不是牛市,不是熊市,是朱市”

     有人评价朱镕基对于股市的态度是:涨得太高了,他要打压,挤泡沫;跌得太低了,他要救股市。从朱镕基1991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2003年卸去国务院总理之职,12年间,有3次比较明显的股市波动,都在他的努力下回归平稳,没有引发大的震荡。

     1992年,中国股市从5月的1429点一路跌向11月的386点。这年9月,谢百三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沪深股市暴跌的情况,还提到一个事例。上海二纺机厂的8名女工将几万元存款拿出来成立了一个小基金。二纺机厂的总经理黄观对她们说:“买点二纺机的股票,退休时就能买辆18万的桑塔纳轿车。”在黄观的建议下,8名女工都买了二纺机的股票,结果股价从25元跌到了4元,她们都急哭了。这8名女工的遭遇,连同沪深两地新入市的200万股民的诉求,给监管层上了沉重的一课。

     朱镕基见信后,立刻过问此事。在去英国访问前,他还给证监会和上交所的领导打电话,要他们一定稳住股市,不能再跌了。证监会和上交所有关同志很快布置救市,提出让二纺机等所有上市公司拿出募得资金的10%,买回自己的股票,回购托市。此外,他们还组织本地和外地券商入市,让杨怀定等股市名人带头买股票,又鼓励深圳股民在上海买股票,并放慢新股上市速度。多管齐下,让1992年的股市下跌势头得到遏制。

     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基建投资猛升,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同时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拉动了通货膨胀。到了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顶点。

     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了轰动全国的“十六条”,整治金融乱象。同时,中央任命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此外,他还采取铁腕手段,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在如此严厉的措施下,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一片混乱的股市回归平稳。然而,第二年7月,上证指数又出现了暴跌。朱镕基接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报告后,立即布置救市,采取了“半年之内不发新股,对信用良好的机构给以银行融资,组织养老基金入市”三大措施。同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成立。这些银行由政府投资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对于股市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一轮股市波动就此止住。

     如果说1992年和1993年前后的股市波动更多地是由国内因素导致,那1999年的股市波动则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调整的难度也更大。

     1997年夏天,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亚洲经济出现危机。自1997年5月到1999年3月,沪深股市都是弱势调整,股指越走越低,金融机构和散户们经历了难熬的“熊市”。

     1999年4月,朱镕基在美国纽约访问期间,特地参观了纳斯达克证交所,并为当天的股市开盘。回国后,朱镕基就股市的发展提出了8点意见,其中包括要求基金入市,降低印花税,允许商业银行为证券融资等。此外,他还指示尽快制订和颁布上市公司管理条例。5月18日,证监会向八大证券公司传达了朱镕基的8点意见,研究了落实政策。第二天,中国股市立即上涨。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标题为 《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指出“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行情……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文章还强调,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此文发表后,股市再次出现大涨,从6月15日的1387点激活,6月30日最高达到1756点。

     6月28日,全国证券监督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证券市场的作用,努力做好规范和发展工作。7月1日,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部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终于有法可依,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朱镕基发出了豪言,“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坚定不移建立一个永远告别权力与腐败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进一步重振了市场信心,促进了股市的平稳行进。

     朱镕基在国务院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股市走势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很大,而此时的政策制定者正是朱镕基。因此,市场中有人戏称:“现在的股市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朱市。”这段话后来传到了朱镕基耳朵里,并被他“笑纳”了。在一个公开场合,朱镕基亲口用调侃的语气复述了这段话,引发了全场大笑。

“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

     朱镕基创办上交所和管理早期的中国股市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之时,借助资本市场,搞活国企也是他的工作目标之一。

     1992年,大批国有企业,不论长期以来业绩如何,都排着队准备上市融资。仅在那一年,中国新上市的公司就有97家,其中单是上海就有几十家国企上市。然而此时的国企,不少都长期处于负债状态,问题严重。“搞活国有企业”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由此迈入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时期。此后,中央一方面支持大型国企上市,另一方面对中小国企采取了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希望逐步放开、搞活国企。

     1999年5月,已是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批示证监会,“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脱困和推行股份制服务”。但他并未忽视市场规律,提出按市场经济的办法改革,让经济效益好、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先上市。两个月后,朱镕基又在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支持国有企业脱困的3项措施,即“债转股”、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融资。其中,“债转股”使得不少多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迅速扭亏为盈。

     北京水泥厂原是一家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拥有一条日产2000吨水泥熟料的生产线。但在多年的投资建设期间,曾向银行贷款5.1亿元,到1998年底本息总额高达9.68亿元。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企业举步维艰。199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推动国企债权转股权的工作。当年9月,北京水泥厂和信达公司签订了中国首份“债转股”协议。信达公司收购因北京水泥厂拖欠债务而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把银行对水泥厂的债权,转变成信达对水泥厂的股权。之后,水泥厂的母公司北京建材集团通过上市融资,再回购信达所持的股权。实施“债转股”后,北京水泥厂在第二年的第一季度就盈利500多万元。除了北京水泥厂,宝钢梅山集团公司、江西贵溪化肥厂等一些国有企业,也都通过类似方式实现了扭亏为盈。

     经过一系列资本市场的运作,到2000年,国有企业全面复苏,利润比上一年增长一倍。当年金融系统稳定,证券市场发展良好,境外筹资1721亿元,境内筹资152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3倍。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总理时,国有企业的融资达到800多亿。这些融资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发展的资金,更为深层次的企业改革,为国企跟国际接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打击股市和金融领域犯罪

     随着股市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犯罪的问题。例如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擅自挪用公款炒股、炒有价证券;某些金融证券管理部门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炒股、优先买卖股票,从中收取高额报酬;还有部分上市公司采用违法手段,在股市中获取不正当利益。

     1996年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金融系统“反腐败,防抢劫、防诈骗、防盗窃,保护金融资产安全”会议上,朱镕基再次强调了金融系统要坚决反腐败。他还讲了“辽国发”证券诈骗案,要大家引以为戒:“大家都知道‘辽国发’证券诈骗案,两个个体户,都是黑了良心想发财的人,有些领导干部还以为他们是在‘活跃社会主义城乡经济’,其实是疯狂投机、买空卖空。他们哪里来的信誉呢?原来,我们一些金融单位把在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招摇撞骗,最后非法融资88亿元。等到我们清理证券回购时,他们早已卷款潜逃国外了,损失了38亿元收不回来,倒霉的是老百姓。”

     在朱镕基的严格要求下,一大批股市犯罪案件得到了查处。1997年6月,前身为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的成都红光实业在上交所上市。此前,红光实业曾以每股6.05元的价格发行了7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实际筹得资金4亿多元。第二年4月,红光实业披露上年度每股亏损0.863元,成为中国股市首家上市当年就亏损的公司。经调查,红光实业从1996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不能正常维持生产的问题。然而红光实业对此隐瞒不报,还虚报1996年盈利5400万元,骗取了上市资格。上市后,红光实业发布的1997年年度报告中,又把实际亏损2.2亿元少报了3125万元。2000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实业支付罚金,有关责任人也被判刑。这是自《刑法》颁布后,第一个上市公司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1998年担任总理之后,朱镕基对股市犯罪的打击更加严厉,最著名的就是查处了银广厦案。银广厦全称广厦(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在深交所上市,最初几年经营平稳。到了2000年,银广厦突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每股收益率升幅高达62.16%,资产收益率从前一年的第154位飙升至第六位。这种异常的现象引起媒体关注,有记者进行调查后证实,银广厦业绩的增长是一场骗局。中国证监会此后查明,银广厦通过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巨额利润达7.45亿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很快拘留了银广厦总裁李有强、财务总监丁功民等人,这些人随后被判刑。2002年,中国证监会正式对银广厦做出行政处罚和罚款。

     对于金融系统内官员贪腐案件,朱镕基也毫不留情。曾任中国银行行长的金德琴、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都是在他任总理期间受到查处。朱镕基曾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股市先行者的底气,源于自身的专业素养与多年的工作历练

     朱镕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股市的先行者,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他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传统的书香之家,自幼丧父,在战乱中长大,早早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并胸怀“经邦济世,富国强民”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

     1951年,身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投入了祖国建设第一线。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正式开始了他的经济工作生涯。在东北,朱镕基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也正是在那段岁月,他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马洪。马洪是朱镕基的上级,对他十分赏识。

     后来,东北工业部撤销,中央开始筹备成立国家计委。当时懂经济的人才匮乏,中央便从东北选调了一批懂经济又有一线工作经验的干部入京。1952年,朱镕基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奉命进京。此后的6年里,朱镕基在国家计委任综合局组长、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等职。这几年间,中国经历了初步的工业化,而国家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的核心管理部门,掌握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这为朱镕基走上管理国家经济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1958年1月,朱镕基由于出言不慎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了党籍。“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国家计委农场,养猪放羊、除草收割。

     1975年,中国的政治气氛出现松动,朱镕基得以回京。起初,他被安排在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的下属单位工作。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马洪出任第一任所长,就把朱镕基调来工作。他当时说:“朱镕基很有水平,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他,国家大有希望。”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朱镕基终于彻底摘掉了20年的“右派”帽子,并恢复了党籍。在这20年中,朱镕基一直坚持学习。据同事说,他甚至在艰苦岁月里翻译过西方的微观经济学著作。

     1979年,朱镕基离开了社科院,被他的另一名“伯乐”、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调到国家经委工作。当时,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央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曾有“计委制定经济计划,经委执行经济计划”的说法。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国家经委领导一致好评。

     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管学院,师生一致希望“邀请一名有才能、有身份、有名气的人”来做院长。这个院长不能仅仅是挂名的,更要有真才实学,能真正培养学生。校方立即想到了朱镕基。在这之后的17年间,朱镕基一直担任着院长一职。

     正是朱镕基自身的专业素养,加上国家计委、经委多年的工作历练,使得他成为经济领域的行家里手,使得他有能力也有魄力,走在创办和管理中国股市的最前列。

强势总理的股市烙印

     围绕着朱镕基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以及当下中国股市的发展,《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著名财经评论家和专栏作家贺宛男,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金融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宋逢明。

朱镕基对股市的最大贡献 《环球人物》:有人评价说,朱镕基是对中国股市影响最深刻的总理,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宋逢明:我当然同意。朱镕基非常熟悉经济,对股市很有研究,而且都是凭数据说话,从来不搞假大空,改革开放后的历任总理基本上都没有他熟悉和了解股市。

贺宛男:我同意这个观点。在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至少有七八年时间里,金融和股票市场都是他在管。他和中国股市的关联时间较长,加上他本人是一位强势的总理,对老百姓利益也很关心,所以称他是“对中国股市影响最深刻的总理”,这一点我毫无异议。

《环球人物》:您认为朱镕基对中国股市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宋逢明:我认为朱镕基对中国股市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股市最早是在上海试点的,就是朱镕基主政上海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具体促成的。其次,当时国有企业资金困难,朱镕基主持、推动了国有企业上市,帮助国企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

贺宛男:朱镕基对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对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及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让四大行和后来的招商银行等上市。这既是朱镕基最大的功绩,也是中国股市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环球人物》:为什么四大行的上市意义特别重大?

贺宛男:因为在2000年左右,四大行基本上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官方统计的不良资产率是25%左右。由于中国经济的融资大部分都来自于信贷,如果银行走到破产边缘,中国经济也就走到破产边缘。

     危急关头,朱镕基建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把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全部划出来,大约有1.4万亿元,进行对口接收,之后四大行的债务相对就轻多了。然后要求它们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寻找海外战略投资者,比如美国花旗银行等,同时通过财政部向四大行发行特别债券1.5万亿元左右,使其从病入膏肓转向健康发展。到2004年,国有银行开始上市,2007年的“大牛市”靠的就是这些央企。这个基础绝对是朱镕基奠定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功可盖世。

     说实话,只有朱镕基这样有魄力的人才敢于剥离坏账烂账,这一点我是非常赞赏的。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年中国经济能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成长,是朱镕基打下的基础。

用行政办法救市,要历史地评价

《环球人物》:当年朱镕基在股市上的言论和举措,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贺宛男:他在股市上的言论实在太多了,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次大动作:第一次是1999年的“5·19救市”。当时由于宏观经济下滑明显,再加上连年弱市,市场信心接近崩溃。为了重振股市,朱镕基主持出台了八大刺激政策,使股市在短短34个交易日内,涨幅超过了70%。多年以来,股民都很怀念“5·19救市”,每到股价大跌的时候,股民就想,政府还会不会像朱总理那样来救市?

     第二次印象最深的大动作是2001年6月的国有股减持。当时为了配合国企改革,由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提到,凡是上市国企要拿出10%的股份,按照市价减持。那时正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的股市最高点2245点,这个决定一出台,股市马上一蹶不振。

《环球人物》:您如何评价这些做法?

贺宛男:我个人认为朱镕基是关心股市的总理,但这两大动作我并不认同。股市总归有市场化的规律,不应该用行政的办法解决市场的问题。

《环球人物》:有人总结,朱镕基对股市的态度是:下跌要救,上涨要压。对此您如何评价?

贺宛男:关键在于,一会儿救一会儿压,采取的都是行政办法。但现在回过头看,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责怪朱镕基,而是要历史地评价。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开始主抓经济时,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国企。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拨(款)改贷(款),大量债务压在银行身上,银行几乎陷入破产的境地;国企效益也非常不好,不得不采取让3000万人下岗的办法。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希望股市能好一点,所以就用行政的办法来救市。股市好起来后,为了安置下岗人员,那时也没什么社保基金,企业还要负担退休人员工资,他就想通过对股市施加减持来筹集社保基金。所以我说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环球人物》:用行政的手段救市,您觉得是最好的办法吗?

宋逢明:创办上交所之初,中国股市就像一个弱小的生命,如果不仔细看护就很可能夭折。之后历次整顿都是在当时特殊的经济情况下,为了避免股市崩盘、避免老百姓彻底失去信心、避免大量上市公司破产而进行的。否则那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挫折。总体来看,朱镕基实际上是中国股市的奠基人,也是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推动者。

     朱镕基曾经引用过市场对他的一句调侃:“中国股市既不是熊市,也不是牛市,而是朱市。”这本是一句玩笑,朱镕基这么说也有自嘲的意味。这话其实对他是很不公平的,当时中国股票市场很不成熟,很不理性,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又因为涉及老百姓的财富,社会关注度非常高。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比较强调对股市的宏观调控。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调控的思路是正确的。当股市下跌得很厉害时,政府调控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股市上涨过快时,政府调控可以防止股市过热、产生大量泡沫,避免泡沫破裂造成股市崩盘。

     当然,从今天来看,解决股市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根本上建设好市场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引导其走向理性。我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最根本的理念转变是要把股市从一个融资市场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投资市场,从以上市企业为中心转变到以投资者为中心,要建立起股市和实体经济的联系,使投资者能真正从实体经济的发展中获取回报,而不是依靠投资者之间互相搏杀、你赚我赔的方式获利。

《环球人物》:那么,监管者需要为百姓炒股的风险负责吗?

贺宛男:如果真的碰到无法回避的系统性风险,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那样的突发状况,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行政首长,都不可能置之不理。但像美国那样的监管者,2008年金融危机时,雷曼兄弟都破产了,也没有采取什么行政手段来救市。他们的办法是,你破产就破产,但国家会出钱购买优先股,等你好了之后我再卖还给你,100块钱买的150块钱卖,你赎回了企业,国家还赚了钱。这种做法就是相对成熟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很怀念“5·19救市”?因为中国股市长期以来是“牛短熊长”,一到“熊市”股民就希望有救世主出现。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股市要真正走向市场化、国际化,就不能再重复之前那样的做法了。

行政化调控慢慢变成市场化了

《环球人物》:当年朱镕基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了国企改革,现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是否延续了他当年的理念?

贺宛男:从1993年开始,大批国企上市。很多企业采取拆分上市的方法,就像是从一大盆稀饭里捞出一碗干饭一样,把优质的部分拿出来上市融资。当时上市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帮国企解困,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股民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下的股市也很关注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国企,特别是央企,不再贫困弱小,而是大而不强。新一轮国企改革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现在国有控股股东的控股权过剩,有些达到70%甚至80%以上,所以要把一部分股权让出来,给其他所有制经济,比如民企和外资。把国有股适当拿出来一点,并不是要像当年那样突然市价减持,而是要先进行资产评估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所以股民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改革要保持理性,时代不同了,改革也不会一样。

《环球人物》:您认为目前中国股市是健康的“牛市”吗?

贺宛男:我个人觉得目前的中国股市基本上算是一个健康的“牛市”。原因是有三个方面正在重新配置:第一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前不管是配股还是定向增发,再融资都要过一个财政年度才能申请,常常要过十五六个月。这对很多创新企业来说,由于市场变化很快,容易错过机会。现在证监会废除了这条规定,一些新股刚上市不久就申请再融资了,于是大量优质资本被吸引到股市里来。过去经济基本面一旦不好,股市就下来了,现在可以放眼全中国,几千万家企业里总能找到几万家好的。所以说,现在股市“走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动用一切市场化手段把优质资源配置到资本市场上来。

     第二是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重新配置。之前居民家庭资产的一半以上是房产,其次是储蓄,股市资产在中国家庭中的占比能有10%—15%就很高了,尤其是农村地区,没多少农民进股市。所以证券化资产的比重应该增加,办法无非是两种:多发股票,提升股价,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就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股权重新配置。不能老让国有股一家独大,造成很多弊端,未来要分散国有股权。

《环球人物》:有人把这轮“牛市”和2007年“牛市”对比,您认为周期性的规律在股市中存在吗?

贺宛男:我个人从来不对指数进行评论和预测。如果要把这轮“牛市”跟2007年对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中国经济是13%、14%的增速。而目前的这一轮“牛市”总体上是因为经济状况比较低迷,我们必须进行资本重新配置、经济模式转型造成的。要问是不是8年一定会出现一轮“牛市”,或多少年出现一轮“牛市”,这是无法预测的。

《环球人物》:具体来说,我们离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有哪些差距?

贺宛男:毫无疑问,从大的方向、比较长的时间来看,中国股市的确是越来越成熟了,过去完全行政化的调控慢慢变成市场化了。但是跟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远远不够成熟。比如目前的中国股市还没有突显出长期投资价值,很多资产重新配置的股票是通过炒作题材,或者通过内幕消息实现的。 总体上,我把中国股市的改革寄希望于这次修改证券法,希望修法之后,监管层能更好地依据法律办事、深化对外开放,包括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国股民可以买美国股票、英国股票,慢慢地我们就会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最终让中国股市跟世界连成一体。